然而，在社会体系在规模上是庞大的、在空间距离上是远离个体的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把“外面那个世界”看成是具有内在异化特性和压抑特性的体系。人们通常会在这个现象基础上加以归纳以支持统一的影响，因为这些现象对自我的长期影响不止于分裂和破碎。遥远的事件可能会变得很熟悉，或比最直接的影响更令人觉得熟悉，因而被融合进个人经验的架构中。实际上，“眼前的”情况可能要比影响了数百万人的大规模事件更显得模糊。让我们来看一些实例。某人可能会和12000英里之外的一位朋友通电话而与其室友则只有寥寥数语，鉴于他们聊天的时长，这个人和远方朋友的关系比他和室友的关系更为亲密。某人可能会熟知某世界政治领袖的外表、个性和政策，但对其邻居的类似信息却一无所知。某人或许会对全球变暖的议题了如指掌，却无法知晓厨房的水龙头为何漏水。遥远或大规模的现象并不必然在个体的心理特征和身份认同“背景上”是模糊的。例如，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关注或许会成为某人独特生活方式的构成部分，即使这个人并非一位生态保护主义者。因此，此人或许会密切关注相关的科学讨论，并依据这些讨论所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来调整自己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
破碎显然是由伯杰和其他学者所强调的影响而催生的，具体而言，这种影响便是互动场景的多元化。在许多现代情境中，个体会卷入各种不同的困境和环境中，而每一种具体的环境都会要求有不同的“得体行为”与之相适应。我们一般都把戈夫曼视为研究该现象的卓越理论家。当个体离开某种情境而进入另一种的时候，他会很敏感地依据特定环境的具体要求来调整“自我的外在形式”。这一观点常被认为含有以下这层意思，即个体面临多少种不同的互动场景就会有多少种自我，这与后结构主义者对自我的解释有几分相似，虽然他们的理论出发点有很大不同。然而，我们仍然不能认为，场景多元化简单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我的碎片化，更不能认为这种多元化会裂变为多元的“自我”。至少在某些环境中，这种场景多元化也可能促进自我的整合。这种情境更像是前文所论及的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之间的差异。人们可能巧妙地利用这种多元化创造一种独特的自我身份认同，后者会以积极方式把不同场景的元素融合成一个整体性的叙事。因此，一个具有全球化心态的人，确切地说就是一个待在家里却从不同场景中获取力量的人。[4]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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