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类专家体系本质上都依赖于信任；一如前文所述，信任这一概念将在本书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信任与信心（confidence）不同，后者被齐美尔称为正式交易中所涉及的“弱的归纳性知识”。[6]生活中的某些决策正是基于归纳性推论而做出的，而后者又是由过去的趋势或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现如今得以依赖的过去的经验而得出的。这种信心或许是信任的要素之一，但其本身并不足以界定一种信任关系。信任意味着将有一次迈向承诺的跨越，而承诺又是“信仰”的一种品质。信仰是一个不能再简化的元概念，它与时空无关，却与无知有关联。我们无须信任一个总在我们眼前活动且其活动能被直接监控的人。这一点可通过下文实例说明。如果有一项工作，它不但单调乏味、报酬低廉，而且人们想自觉做好这件工作的积极性很低，那么这通常是“低信任度”岗位；“高信任度”岗位上的工作，则绝大多数在无管理或监督人员在场的情境下展开。[7]与之类似，当特定个体或多或少全然熟知某一技术系统的时候，对这些个体则不缺乏信任。就专家体系而言，信任限定了一些技术性知识的范围，后者是大多数人拥有的、经常影响他们生活的那些编码信息。
就种类和层级而言，信任可以千差万别，但信任作为基础却支撑着我们赖以对自身行动加以定向的众多日常决策。然而，信任过程并非总是我们有意识地决策的结果；在更为通常的情景下，信任是一种作为决策基础的智慧的一般化态度，植根于信任和人格发展之间的关联中。所有人都能自主决定是否信任他人，这种现象很常见，因为这源自现代性的第三个主要元素——现代性的内在反身性（上文已提及，下文还将做深入探讨)。但是，信任所暗含的信仰往往会抵制这种精打细算的决策模式。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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