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特定的情景、个人或体系发生关联，或在一个更为一般化的层次上，信任的态度与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安全感直接相联系。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信任与安全、风险与危险以种种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方式并存。例如，在日常社会活动中，一方面，脱域机制换回了相对安全的宽阔场域。如今，生活在工业化国家以及其他某些地区的人们都普遍免受前现代时期人们日常所面临的危险—如那些源自恶劣自然环境的危险。另一方面，脱域机制本身也会制造新的风险与危险，它们有可能具有本土性，也有可能是全球性的。人工配方食品也许会含有传统食品所没有的毒素，而环境的危害则可能在整体上对地球的生态系统构成威胁。
现代性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后传统秩序。时空转型与脱域机制一道，驱使社会生活脱离固有的规则或惯例的控制。这是彻底的反身性得以产生之背景，而反身性正是施加于现代制度动力机制之上的第三种主要影响。现代性的反身性必须与内在于所有人类活动的、加之于行动的自反性监控区别开来。现代性的反身性指的是一种敏感性，具体指社会生活的大多数面向及其与自然的物质关系对受到新信息或知识影响而产生的长时性修正之敏感性。这些信息或知识并非伴随现代制度的出现而产生，但它们是构成现代制度这一复杂现象的重要成分，主要是因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存在着对反身性进行反思的诸多可能。正如《第二次机会》一书中所讨论的，社会科学在现代性的反身性中发挥着基本的作用，它们并非仅仅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积累知识”。
然而，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来讲，现代性的反身性却最终混淆了启蒙思想的期许—尽管这种反身性本身便是启蒙思想的产物。现代科学与哲学的先驱们坚信他们自身为社会与自然世界知识之牢固确立开辟着道路，他们认为，只有克服传统教条方能获取理性，随之出现的是一种取代了习惯与习俗之随意性特质的确定性感觉。但实际上，现代性的反身性却削弱了知识的确定性，即便是在自然科学之核心领域亦是如此。于是乎，科学不再依赖于证据之归纳性积累，而更侧重于方法论上的怀疑原则。一个特定的科学信条，无论其之前怎样受推崇，亦无论其怎样确信无疑，都有可能被修正，或者依据新观念或新发现而被全然抛弃。现代性与激进的怀疑主义之间互为必需之关系是一个大问题。一旦公之于众，它不仅会使哲学家困扰，而且会让普通人产生“存在性的烦恼”。
第1章 极盛现代性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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