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的时期，某些传统形式的权威还一直存在，宗教即是一例。的确，正是出于某些与现代性和怀疑之间的密切联系高度相关的原因，宗教非但不会消失，而且会有复苏之迹象。然而，现如今的权威与过去的权威有着本质不同。传统权威之诸形式变成了多数权威的“某种权威”，仅仅是无限多元专门技术的一个构成部分。专家与传统意义上的“权威”有相当大的不同。除了以强力批准和认可的权威（如国家权威和法律权威）以外，其余权威皆基本等同于专家建议。不再有跨不同专门领域的权威，换言之，现代体系中的每个人在社会活动的所有方面都是一个外行。此种情形下，权威便不再能替代怀疑，恰恰相反，专家体系恰是由怀疑原则所生发的，为了评估不同权威之主张，外行人倾向于使用这一怀疑原则，而这也是多元性环境不可避免会带来的后果。
当然，日常生活不能以长期“质疑”的方式去度过。经由专家体系而重新组合的日常生活创造了许多惯常的活动形式，这些形式较之大多数前现代文化场景下的形式有着更高的预见性。通过保护壳，大多数人都从怀疑一切的经验中积存了大量时间，而这种怀疑经验既是对日常活动惯例的挑战，也是对深远的雄心抱负的严重挑战。权威与怀疑之间的两难困境通常能以下述方式得以解决：把惯例和对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热爱相结合，并辅以对一系列给定的抽象体系的信任。不过，这样一组“妥协建议”在重压之下也会随之瓦解。
某些人在心理上似乎很难接受（或不可能接受）各种不同且相互冲突的权威的存在。人们发现，在众多权威中自由选择是一种负担，于是他们在一种覆盖全局的权威体系中寻求安慰。于是，偏爱“教条的威权主义”（dogmatic authoritarianism）便是权威与怀疑之间的两难困境在这一极端上的病变。处于此种情形下的个体并不必然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但本质上却放弃了批判性判断的能力，以换取由某种能涵盖其生活所有方面的权威所供的确信。我们应该把这种态度和信仰（甚至是那种原教旨主义式的信仰）作一番区别。因为信仰从定义来讲是基于信任而形成的。但是，在一个支配性权威中寻求庇护本质上却只是一种服从行为。个体不再需要参与到所有信任关系所假定存在的悬而未决的争论中，相反，他所需要的就是以心理投射之方式对某特定的支配性权威形成认同。领导心理学在此处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权威的服从通常都会以一种对某无所不知的权威人物盲目信奉的方式呈现。
第6章 自我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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