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与不确定性
第三个两难困境便是权威与不确定性(authorityversusuncertainty)之间的困境。在极盛现代性条件下，社会生活的诸多面向（包括自我的领域）都不再有决定性的权威。然而对权威的诉求却是相当多的，远多于前现代文化中所具有的类似要求。传统本身便是权威的首要来源，它并不限于某个特定制度内，而是遍布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具有这种蔓延性，但在根本上，传统却是一种单一性权威。尽管在较大的前现代文化中常常会发生不同传统之间的激烈冲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传统观点和行事方式却是所有这些不同传统之基础。即便在存有竞争性传统的地方，对传统框架的参与也是普遍具有排外性的，故他者便被拒绝于传统之外。
当我们言及具体的权威制度时，宗教毫无疑问居于重要地位。实际上，所有较小的前现代文化都只有一种主要的宗教秩序，不过在这些文化中也不乏对这一宗教秩序持怀疑态度之人，以及那些与正统宗教观念相背离的魔法师和巫师。然而，这些另类秩序几乎无法替代居于支配地位的宗教体系的全局性权威影响。在较大型的传统社会，宗教秩序有时虽会有多元化趋势，却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多元性，即宗教正统要与各种异端相对抗。此外，本土的社群和亲属体系是另外两个稳固权威的来源，它们与传统场景下信任关系之维持直接相关。两者既是“约束性原则”的来源，也是具有强烈规范性强制力的行为模式的根源。
在传统文化中，不论对传统权威的服从程度有多深，都不能够消除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前现代权威的力量几乎可被理解为一种对日常生活不可预期性以及对人类掌控力之外的影响的反应。宗教权威尤其会经常性地让个体感到身处威胁和危险之中，因为只有宗教神职人员才能或理解或成功控制这种危险。宗教权威在制造神秘的同时，也同时宣称对这些神秘拥有特许介入权。[6]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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