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动力机制：无意义感造成的威胁
如果截至目前的所有分析都是准确无误的话，那么个体在自我的反身性规划的场景中遭遇上述两难困境，便会在内部指涉体系普遍流行的背景下发生。换言之，自我的反身性规划必须要在某种特定情境下展开。具体而言，这个情境限定了个体对一些最基本问题的参与，而这些基本问题是人类存在这一事实向我们所有人提出的。自我的规划必须要在一个技术性有竞争力然而在道德上贫瘠的社会环境中以反身性的方式获得。在根本上影响生活规划（及上文提到的每一个困境）便是“个体无意义感”（personalmeaninglessness）逐渐逼近的威胁。
理解这一因果进程的最佳出发点，便是要理解无处不在的抽象体系。现代的日常生活比前现代情境中的生活更加具有可计算性。这种可计算性不仅在稳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中得到体现，而且也在个体通过调整自己与周遭世界的关系的长期反思中得到体现。个体无意义感所造成的威胁通常可被牵制住，这是因为惯常化的活动和基本信任一起有助于本体安全感的维持。令人不安的、潜在的存在性问题被内部指涉体系中日常活动之受控特性所化解。
换言之，掌控替代了道德。为了能控制个体的生活环境，成功地殖民未来及生活在内部指涉体系的范围中，在诸多情境下，都能使社会和自然结构中的事物成为生活行动的安全背景。甚至是治疗（作为自我反身性规划的标准案例）都可以变成一种控制现象，而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内部指涉体系。基本信任是保持个人与社会活动的有意义感的必要因素。基本信任以一种想当然的态度把世界看成“正确且适当的”，从而平息了有可能出现的恐惧情感。然而，一如前文所论及的，当且仅当这种控制是源自内部指涉体系的时候，这种态度才显得非常脆弱。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自我的反身性规划越开放且越普遍化，在现代制度的核心就越可能出现一种被压抑者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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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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