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恰恰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把有关表现死亡过程的文学理解为更广范围的公共讨论的议题。[9]这种倾向有很多制度化的表现形式，其一就是作为某种特殊环境的医院的发展。在这一环境中，人们可以讨论和直面死亡，而不仅仅是将其从一般观点中排除出去。很多学者都曾指出，现代社会缺乏“生命礼仪”（rites depassage）这样的基本仪式，具体而言，即生命开始和终结这样的基本转折点。大多数参与讨论者都强调，如果没有程序化的仪式和集体的参与，个体就无法以结构性方式来应付由此而产生的焦虑。集体仪式在转折时刻为群体提供了团结一致的核心精神，并为那些参与者安排了明确的任务，如明确好固定的吊唁时间以及与此相关的行为准则。
这一论点或许确实有理有据。然而，伴随传统仪式而消失的是一些更加深刻的事情。生命礼仪把那些涉及的人置于更广泛的宏观力量中，把个体生活与更广泛的存在性问题相关联。传统礼仪以及宗教信仰则把个体行为与道德体系以及那些关乎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不论仪式的体验如何模糊，也不论它们与传统宗教话语有何种程度的联系，仪式的消失便是对这种体系的参与的消失。在严格的神学领域之外，我们对死亡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一谈到死，其假设前提一定是疾病。例如，在艾滋病的问题上，令人不安的倒不是这种疾病本身，或者说也不是这病的后果(它能致死)，而是这一疾病会在年轻人中出现，以及会在两性行为中传播。只有在英年早逝的情况下，死亡才是一个问题，即某人（在特定风险之下）未能活过生命预期可能含有的所有历程。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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