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一种被压抑者的回归会努力去促进各领域的去监禁化(decarceration)。去监禁化的起源毫无疑问是复杂的。例如，建立开放式监狱或在社区中对犯人进行改造的尝试，以及靠社区关爱的方式来对待心理疾病等方案，或许部分是受经济驱使而被提出的。但是，这些变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改良主义之信念。这种信念认为，把社会中的“失常者”从“正常者”中分离出去，这在道义上是不正确的。表面上看，去监禁化似乎是一种对失常者的“纠正过程”，即一种让犯人去密切接触正常人的做法。然而，这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即鼓励“正常”人去面对潜在的令人不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由那些不遵守规范社会生活的重要准则的人所造成的。
一如许多作者所指出的，在传统文化中，与心理疾病者接触常被看作一种评价某种精神体验或神圣真理的方式。现如今，这种接触已经不可能再产生出这种情感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心理疾病（尤其是各种各样的精神分裂症）在提醒我们，人们赖以对社会现实经验和更为一般化的存在性参量加以秩序化的社会习俗是非常脆弱的。例如，妄想症式的精神分裂可能会引发我们反思，即为何我们没有从他者角度来看待恶毒行为，或者是在街上发生的身体间的突然碰撞。“听见圣音”(hearsvoices）的人可能并未真的与上帝有沟通，却会引发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自己的所谓“常态”：也许我们存在的一些想当然的（建立在基本信任之上的）认识应该遭到质疑。
福柯认为，疯癫代表了所有从现代理性的崛起中被排除出去的东西，但我们无须这样一种有关疯癫的高贵观点便可知晓，心理疾病揭示的是有关我们存在的受压抑的方面。戈夫曼对心理疾病的观点或许比福柯更有见地。他认为，心理疾病体现了特定人群不愿或不能遵循日常交往中某些最基本“情境利益”时的状态。如果我们看看世俗生活的“另一面”，就会发现它揭示的是不确定的关联性，甚至是主观臆断之特点。心理疾病患者（或者说他们中的特定群体）实际上生活在一种恐惧当中；一如加芬克尔的“信任实验”所揭示的，日常社会互动中的建构性
第6章 自我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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