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识到，身体“所有权”问题实际上是身体受到抽象体系和自我的反身性投射双重影响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独特问题。一如前文所言，此处的“所有权”是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它引发了界定“人”这一概念时的所有问题。在生活政治的领域中，这一问题则具体包括：个体如何在生活规划中作出有关身体发展策略的抉择，以及该由谁来决定对身体产物和身体部分进行“处置”。
身体和自我的关联还出现在另一个根本性的领域中，该领域早已被现代性的内部指涉体系彻底渗透，这便是生殖的领域。“生殖”这一术语既可以指代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传承，也可以用来指涉某种特定社会延续。这种术语学上的关联性并非偶然，因为“生物学意义的”生殖现如今已全部社会化了。换言之，生物学意义的生殖已被抽象体系所抽空并通过自我的反身性而获得了重构。很显然，生殖从来都不是单独由外部来决定的事情。例如，在所有前现代文化中，人们使用过各种不同的避孕方法。尽管如此，生殖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仍无可避免地要听从命运安排。随着完全保险的避孕方法的出现、对性生活的反身性控制以及各种各样生殖技术的引进，现如今，生殖也成为一个充满多元选择的领域。
“生殖取决于命运的终结”与“自然的终结”密切相关，因为直到现在，生殖占据着人与相对无涉的自然之关系的其中一极，而死亡占据另一极。基因工程学使原先作为一种自然过程的生殖开始解体，而它的潜能才刚开始被开发。基因传递便可通过人工手段来实现，这也会因此而切断物种生命和生物进化之间最后的纽带。在这一过程中，自然消失了，新兴的决策领域不仅直接影响生殖进程，而且还影响到身体的物理构成以及性特征。因此，这样的行动领域又反过来与性别和性别身份认同的问题以及身份认同形成之其他过程相互关联。
生殖技术改变了生育与绝育之间经年历久的对立。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和体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sation，IVF)几乎完全把生殖从传统的异性交媾中分离出去。不孕不育者能再次受孕，各种各样的代孕父母也因此变得可能。例如，同性恋伴侣所获得的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机遇，仅仅是这些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一种。性不再和生殖有必然联系(反之亦然)，这一事实使得人们要重新调整性与生活方式的关系(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过反身性获取这一渠道才能实现）。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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