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女权主义者们也认为，对待自然、技术甚至科学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态度也同样反映出男性的倾向。男性对整个世界的态度在本质上是工具主义的，其基础是支配和操控。女性对此的观点则大为不同，她们与自然的关系也与男性形成鲜明对比。[16]抚养子女及其他一些女性承担的养育任务，能让女性比男性更紧密地与自然的生殖过程联系在一起。从这一点来讲，生物学和生殖的社会化，会被视为男性控制对这个本质上为女性所考量的领域的进一步渗透。在把自身从男性主导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女性凭借自身的存在将会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
上述观点并非没有争议，实际上，很多人都不同意这些观点。[17]如果有关性别差异的“本质主义”理论被抛弃，那么认为女性将通过自我解放而对军事权力的性质或自然的社会化产生实质性改变的观点便无法立足了。其原因正如诸多女权主义作家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是由于“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存在一般性的差异，而且两个范畴之间的具体差别往往盖过了两者一般性的共有特征。不过，这些观点是否有理有据并非此处的重点，重点在于，我们能够设想一个情境，在这个情境中，由于随之出现的变迁，解放会直接影响到生活政治的问题。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第一世界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划分。没人会质疑若想实现长时段的全球安全，那么消除全球不平等便是非常重要的。解放的进程必须要切实推进，不过此时能实现最终解放的机制尚不凸显。我们似乎很难认定，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可以通过更大范围的进一步全球工业化来减少。姑且不考虑这一过程将可能导致全球生态的每况愈下，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效仿第一世界国家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们也没有充足的资源来支撑。因此，穷国的解放只有在富国的生活方式发生极大改变的前提下方能实现。所以，解放要以生活政治的转型为预设前提。
解放的政治和生活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否有普遍意义上的模式呢？卡尔·马克思在其为解决“犹太人问题”而设计的著名构想中曾经提出过一个一般性模式。[18]卡尔·马克思认为，那些为把犹太人从宗教压迫和残害中解放出来而战斗的人，并非纯粹因为其教派利益。因为在把犹太人从这些压迫中解救出来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也解放了全人类。但我们似乎可以将这个原则再往前推进一步：解放被压迫者的斗争将有助于解放其他人，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容忍的态度会得到大力提倡，而这也将最终对所有人大有裨益。
第7章 生活政治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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