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生活政治的勃兴，源于晚期现代性时期自我的反身性投射之核心作用，以及现代性内部指涉体系的延伸之矛盾本性。自由选择生活方式之能力是得自于后传统秩序的一个根本性裨益，不过，它与解放的障碍以及广泛的两难道德困境都存在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任何人都不应低估人们在处理这些关系时所面临困难的艰巨性，甚至也不应低估以达成广泛共识的方式来对其进行系统阐述时所遭遇的那种困难。[19]我们如何才能对社会生活予以再道德化而又不致落入偏见？我们越是回到存在性问题，就越是能发现道德上的分歧，两者如何才能一致？如果不存在超越历史的伦理原则，人类又该如何以非暴力的方式来应对“真正的信仰者”之间的冲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毫无疑问既需要我们对解放的政治进行重构，又需要我们对生活政治的目标进行不懈追求。
注释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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