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的传递
实际上，人类所有的经验都具有可传递性通过社会化，尤其是通过对语言的掌握来实现。在个体记忆以及集体经验制度化这两个层面上，语言和记忆具有内在关联性。[8]对人类生活而言，语言是时空疏离的主要及原初手段，它使人类活动得以超越动物经验的即时性。[9]一如列维一斯特劳斯所言，语言就是一台时间机器，它让跨越代际的社会习俗得以再现，同时也让过去、现时和未来之间的分化成为可能。[10]口语是一种媒介和踪迹，由于人类掌握了语言的结构特性，故口语在时空长河中的消失与其意义在超越时空情景中的保持得以并行不悖。因此，口述与传统不可避免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如沃尔特·翁在其关于言说和文字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口头文化“非常看重过去，它们根植于高度保守的制度以及口述和写诗的过程中，具有程式化和相对固定化的特征，旨在保存那些在过去经验基础上历经千辛万苦而获取的知识—由于缺乏文字记录，故这些知识极易消逝”[11]。
尽管列维-斯特劳斯和其他学者以巧妙的方式探寻了文字与“火热的”(hot)、充满活力的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然而只有英尼斯及紧随其后的麦克卢汉以一种精致的方式从理论上归纳了媒体对社会发展的长效影响（尤其是在现代性产生这一背景下的影响)。[12]二位学者均强调了主流媒体类型和时空转型之间的密切联系。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能对时空关系产生影响，并非主要取决于其自身携带的内容或“信息”，而是取决于其形式以及可再生产性。例如，英尼斯指出，纸草作为书写媒介被引入，极大地扩展了行政管理体系的范围，因为它比以前所用的原料更易运输、储存及再生产。
现代性与其“自身的”媒体，即早先的印刷文本以及后来的电子信号密不可分。现代制度的发展和扩张与经验传递的剧增直接相关，而上述传播形式又为经验传递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手工制作书籍的年代，读者的阅读权必须有先后顺序，即书籍一定要从一人传向另一人。从本质上讲，前现代文明时期的书籍和文本仍作为延续传统的工具而存在，并且在性质上几乎都是“经典”。而印刷品则能轻易地超越时空的限制，因为它们几乎可以同时被分发给众多读者。[13]古腾堡(Gutenberg)《圣经》出现仅仅半个世纪后，全欧洲各大城市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数百家印刷店。现如今，印刷品仍然是现代性及其全球网络的核心。实际上，人类每种已知的语言都已被付梓，即便是在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社会，印刷品以及制作和解释这些印刷品的能力都是行政管理和社会协作不可或缺的手段。据已知数据，自古腾堡时代以来，全球印刷品的数量每15年就会翻一番。[14]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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