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反身性延伸至自我的核心部位。换言之，在一个后传统秩序的情境中，自我变成了一个“反身性过程”(reflexiveproject)。个体生活之变迁总会涉及心灵重组，后者在传统文化中以“生命礼仪”(ritesdepassage）的形式被仪式化。在这些文化中，虽然集体层面上的事在代际传递过程中几乎不发生任何变化，然而身份认同的改变却清晰可见—如个体从青春期迈向成年这一过程那样清晰。相比之下，在现代性的情境下，自我之改变则必须被视为个人变迁和社会变迁两者相连的反身性过程的一部分来供人们探求和构建。沃勒斯坦和布莱克斯利在其研究中就明确强调了这一点，并且她们的研究不仅是有关这一过程的真实记录，而且更对这一过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一如两位作者所说，人们在婚姻解体后逐渐形成的“新自我感”，作为开创新型社会形式的过程之一部分而被建构，这些新型社会形式的主要例证即现代继养体制中涉及的那些形式(“抚养”这一术语是相对较为晚近的发明，有助于表达此处所描述的内容)。沃勒斯坦和布莱克斯利所分析的“回顾个人早期经历”之过程正是以反身性方式所形成的自我认同的构成部分。该过程并不局限于生活中的危机，而是涉及与心灵组织相关的现代社会活动的一般性特征。
在上述情境中，抽象体系不仅深深影响了现代性的制度秩序，而且也深深影响了自我的形成与延续。例如，儿童的早期社会化日益倾向于依赖专家（儿科医生和教育学家）的建议和指导，而非代际的直接启蒙——这些建议和指导本身就是对专家们正在从事的研究的反身性回应。作为学术领域中的专门学科，社会学和心理学因此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与自我之反身性相关联。抽象体系和自我之间最具特色的联结，将会随着所有种类的治疗和咨询模式的兴起而被研究者发现。解释治疗手段的发展可以有多种路径，其中一种便是纯粹消极的，即把它视作对现代制度施加于自我经历和情感逐渐削弱的影响的回应。或许有人会认为，现代性打碎了笼罩于小型社群和传统之上的保护框架，并代之以更为庞大、更为客观的组织。更为传统的社会场景能为人们提供心理支持和安全感，而在一个缺乏这两者的世界里，人们感受到的只有迷失和孤独。于是，人们便会求助于作为抽象体系之一的治疗，而它遂成为一种世俗化的告解手段。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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