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任的建立是自我身份认同的精致化，同样也是与他人和客观世界身份认同的精致化之条件。婴儿与看护者之间的潜在空间提供了否定其他客体作为“非我”的手段。从婴儿与主要看护者相结合的阶段起，婴儿就把自身与看护者区分开来，而与此同时，看护者也降低了满足婴儿需要的持续的关心程度。这种分离为早期的非我（not-me）提供了自我呈现的潜在空间，在某些方面正与成年人心理治疗中所达到的分离阶段遥相呼应。在婴儿早期的依恋中，如果信任和可靠性没有出现一种完整断裂，那么就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在婴儿和成人患者中，信任是一种模式，它应对的是隐含在潜在空间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时空缺失。当然，有些时候，时空缺失也是被有意识造成的。例如，有的婴儿患者被心理医生允许可以与其看护者分开，这是因为心理医生认为要培养这些婴儿的自主性。
焦虑与社会组织
我在前文已指出，人类在其早期生活中所习得的日常惯例以及熟稔掌握这些惯例的形式，不仅仅是人们针对给定的他人与客观世界的调适模式，而且是在情感上对“外在世界”这一现实的接受。如果没有这种接受，人类便不可能有安全的生存环境。同时，这种接受是通过对非我的认识所形成的自我认同的根源。尽管这一观点强调人类在早期与现实接触时的那种情感维度，但该观点与维特根斯坦所提供的有关外在现实本质的观点完全兼容。虽然维特根斯坦哲学有时会被其阐释者拉入相对主义的阵营，但维特根斯坦本人显然不是相对主义者。他认为，存在一个被普遍体验了的外在现实世界，但就行动者借以组织他们的行为这一点来讲，上述现实世界却并未直接反映在习俗之有意义的构成成分中。意义并不是通过对外在现实的描述而被建构起来的，也非包含在规范我们与那个外在现实进行接触的符号学编码中。相反，“那些不能诉诸言辞之物”—在日常实践层次上与他人和客观世界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构成了能诉诸言辞之物以及涉及实践性意识的意义的必要条件。
第2章自我：本体安全与存在性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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