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理所应当惯例与本体安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不意味着“事物的恩泽感”(sense of the beneficence of things)源自对习惯的固执坚持。相反，对现有惯例的盲目追随和顺从，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一种神经强迫症的迹象。这种强迫性（无论何种原因）根源于婴儿的失败，它敞开了潜在空间从而使基本信任得以生成。此种诞生于不可把握的焦虑中的强迫性缺乏某种特定的希望，而后者却能创造超越现有模式的社会活动。如果说惯例是成长中的个体之自主性的核心要素，那么其结果便是，在社会生活的情境中，有关如何“进行下去”的实践的熟练程度并不会对创造性造成伤害，反而会促发创造性且亦由创造性推动。其典型案例便是语言的习得和对语言的应用，而在话语领域内所适用的一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学习和经验的早期形式。
创造性，即在涉及先定的行为模式时所具备的能够在行动及思考上有所创新的能力，它与基本信任密切相关。就其本质而言，信任本身在某种特定意义上便是具有创造性的，因为它需要一种敢于“跃入未知领域”的执着精神，或是一种随时准备接受新鲜体验的将自己托付于命运的状态。然而，信任他人也意味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面临可能存在的缺失，就基本信任的具体情形而言，即看护者所提供的援助可能存在的缺失。对缺失的害怕催生了人们的努力，故而儿童在情感上的付出与他们对“认知性工作”的学习一起催生了维持基本信任的人际关系，而对认知性工作的学习则必须置于甚至是最为重复性的习俗设定过程这一背景中。
人们创造性地与他人相处，或融入客观世界，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心理满足和发现“道德意义”的基本构成部分。我们无须凭借神秘的哲学人类学便能认识到，创造性的经验作为一种日常现象，既是个人价值感的基本支撑，也是心理健康的基本支撑。如果个体不能创造性地生活，那么无论这是肇因于对惯例的强迫性设定，还是由于个体无法充分有效地与周围的个人和客观世界形成紧密联系，他们都有可能患上慢性忧郁症或精神分裂症。温尼科特指出，在儿童早期生活中，“一般的可期待的环境”是这种创造性参与和融入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用温尼科特的术语来讲，婴儿必须跨越一个“疯狂”阶段，“该阶段以一种专属婴儿的方式使婴儿变得疯狂”，并且“如果该阶段在婴儿后期生活才出现，那才真是完全疯了”。在婴儿习得早期惯例以及与其看护者之间的潜在空间得以开放的阶段，他们的“疯狂”就是他们的创造性。婴儿“创造着客观世界，但如果那客观世界并未存在于彼处的话，它也不会以那样的方式被创造出来”[5]。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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