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拓殖。然而，这种拓殖本质上绝非完整的：在对计划与其预期结果背离的程度进行评估时，对风险的考量则是必不可少的。风险评估追求精确度，甚至量化度，但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评估是不完美的。鉴于现代制度体系的易变性特征，同时伴以抽象体系的可变及经常性的矛盾性本质，大多数的风险评估形式事实上包含许多无法估量的因素。
现代性减少了某些特定领域和生活方式的总体风险，但同时也引入了一些先前年代所知甚少或者全然未知的新的风险参数。这些参数就包括后果严峻之风险(high-consequence risks):它们源自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晚期的现代世界，即我所谓之极盛现代性世界，有着对未来的启示录般的预见性；这并非因为它会不可避免地步入灾难，而是因为引入了前代人未曾遇见和经历过的风险。无论人类在国际谈判与军备控制等方面有多大进展，只要核武器（甚或是制造核武器所必需的知识）依然存在，只要先进的科学技术继续被用于新式武器的研发与制造，那么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事就必定会发生。既然作为外在于社会生活的现象之一的自然在某种意义上将面临因其受制于人类行为而导致的终结，那么生态灾难的风险亦将构成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之一部分。其他后果严峻之风险，例如全球经济运转机制的崩溃或极权主义超级大国的兴起，都将成为我们当代经验中同样不可避免之一部分。
在极盛现代性的时代，远距离事件对近距离事件及个人私密关系之影响将变得越来越普遍。在这方面，传统的纸媒或电子媒体都明显地发挥了核心作用。从最初的书写经验开始，靠媒体来传递的经验长久以来都对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伴随着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的发展进步，个体的自我发展与社会体系（乃至全球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正变得日益显著。因此，从某些深远的方面来看，我们现今所居住的“世界”与之前各历史时期的人类所栖息的世界截然不同。就许多方面而言，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单一的世界，它拥有集中统一的经验规则（例如有关时空的基本坐标)；但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也在制造着各种新型的分散与多元。尽管如此，那些由电子媒体来发挥核心作用的社会活动领域，并非是鲍德里亚（Baudrillard）所谓的“超现实”。这一观念将那些靠媒体传递的经验的广泛影响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内部指涉性（internalreferentiality）混为一谈，而事实上，上述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主性，并且为其自身基本影响力所决定。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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