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由于存在着现代社会生活之复杂性所要求的对愧疚感日益增多的心理压抑，故上述情况并未发生。更准确地说，现实中所发生的是一种制度性压抑。在我看来，在这种制度性压抑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是羞耻感而非愧疚感。羞耻与自我陶醉密切相连；然而，如前所述，认为自我认同正日益变为自我陶醉则是错误的。自我陶醉是各种不同心理机制的一种，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病态，诞生于自我的认同、羞耻与反身性投射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在晚期现代性的大背景下，个人之无意义感—那种认为生活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正逐渐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我们应该依据对日常生活所提出的道德问题的压抑来理解上述现象，但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有关人类存在的孤立状态”并非每个个体与其他人的分离，而是他们道德资源的分离，而这些道德资源是人们过一种圆满惬意的生活所不可或缺的。自我的反身性投射催生出自我实现与自我驾驭的方案。但是，对自我来说，只要这些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现代性的控制体系之延展，那它们便会缺乏道德意义。“真实性”一方面成为一种卓越的价值，另一方面亦构成一种自我实现的框架，但它所代表的却是一种道德上发展迟缓的进程。
然而，对有关人类存在问题之压抑并未达至彻底之程度，在晚期现代性时期，由于工具控制体系日益赤裸地运作且其负面后果也日益明显地显露，对上述压抑的反向作用也以各种形式浮现。在本土与全球之间相互关联日益紧密的大环境下，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愈来愈能引发诸多道德问题，而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又不能简单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而后者正是由新兴的社会运动所预言并由其引发的。“生活政治”—它关注个体和集体层面上人类的自我实现逐渐从“解放的政治”所投射的阴影中浮现。
解放——进步主义启蒙运动的首要任务—虽然呈现不同表现形式，然其本质就是为生活政治方案的出现奠定条件。在当今世界，虽然分歧使人们四分五裂，各种压迫也成为世界的基本特征，但解放政治之重要性并未降低。不过，随着生活政治的出现，其各种关注点也逐渐融入这些早已存在的政治上的各种尝试中。在本书结论部分，我将会勾画出生活政治议程的主要构成要素；正是这一议程要求我们直面特定的道德困境，并迫使我们重新提出曾为现代性制度所排除在外的、有关人类存在的诸问题。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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