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雷恩沃特在其书中明确指出，尽可能地超前思考（以至于想象中的生命尽头）以及为生命中的每个重要阶段未雨绸缪，对完成自我实现必不可少。[21]
生活方式的选择与生活规划并非仅仅“包含在”社会行动者之日常生活中(或是其构成要素)，它们还搭建了有助于塑造行动者行动的制度场景。这部分地揭示了为什么在极盛现代性条件下生活方式选择与生活规划发挥着相当普遍的影响，不论特定个体或群体所处社会情境的客观局限性如何。让我们以一位黑人妇女为例：她已离婚，独自带着几个孩子住在一个内陆城市，经济条件较差。我们可以假设，当这位妇女看到可供特权者挑选的生活方式选项时，她会带着极端嫉妒之眼光视之。因为对她而言，每天只有单调乏味的日常劳作，而且有着极其严格的界限：她没有机会去选择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她也几乎不能规划她的生活，因为生活完全为外在约束所支配。
当然，对所有个体和群体来讲，生活的机遇总是限定着生活方式之选择（同时我们应谨记如下观点，即生活方式之选择经常会被用以进一步强化生活机遇之分配)。从压抑的情境下解放，是拓展特定生活方式选择之范围的必要手段(参见本书第7章“生活政治的勃兴”)。然而，在当今世界，即便是社会地位最为低下的人群，也生活在弥漫着现代性制度要素的情境中。他们由于经济上的匮乏而失去的可能性，以及失去这些可能性的过程，与那些传统框架下弱势群体所经历的完全不同。此外，在某些贫困的环境中，传统束缚之分崩离析较之其他地方甚至来得更为彻底。其结果是，对生活方式的创造性建构可能会成为上述情形独有的特征。故生活方式的习惯经由对贫民窟生活的抵制以及对特有文化形式和行动模式的阐释而被构建起来。
在上述贫困情形中，以反身性方式对（贫困者）自我身份认同进行建构的每一点都与富有阶层的情形同等重要，同时也同样受到全球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回到上文所举的那个单亲黑人母亲的例子，不论其生活如何窘迫和艰难，她仍然能够知悉改变妇女社会地位的普遍性因素，并且她自身的活动肯定会依据这种知识而不断调整及完善。鉴于她所生活的社会场景的不发达状态，她需要去探索有关孩子、两性关系和友谊的新型行动模式。尽管这种探索本身并非话语性的明确表达，但暗含了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反身性塑造。然而，她面临的经济匮乏可能会使上述任务变成几乎无法承受之重负，带来的有可能是绝望而非自我之丰富。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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