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管理的信仰是加速的无限优点，我们应该更快地做每件事。换句话说，它将所有时间简化为一个标准度量。浪费时间是不好的，我们应该最大化我们的生产力。
我们如何利用时间从根本上受到工作时间参数的影响。然而，我们的工作方式并不是自然或不可避免的。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劳动是由线性时钟时间来衡量和调节的，这是工业社会相对较新的特征。追求最快的速度和效率，对时间的有纪律和节俭的利用，只有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市场经济中才成为霸权。如今，上班打卡下班的工人越来越少，但工业时间的逻辑仍然在滴答作响，影响着我们对生活的理解。
在某种程度上，缓解时间压力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减少工作时间。我们只需要提醒自己，回想一下以前那些漫长而又折磨人的工作时间，就能知道我们已经走了多远。从1870年到1930年，人均工作时间迅速下降，凯恩斯认为这种下降将持续下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标准的八小时工作制和五天工作周的确立，是20世纪社会民主主义的里程碑式成就。
然而，这种缩短工作时间的趋势已经停滞不前，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趋势已经逆转。在《多少才算够?》罗伯特和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and Edward Skidelsky)提出了凯恩斯提出的挑战和困惑:“我们富裕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是1930年的四到五倍，但自那时以来，我们的平均工作时间只下降了五分之一。
他们对长时间工作的持续有两方面的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赋予雇主支配工作时间和条件的权力，这样的经济激起了我们对消费品永不满足的欲望。然而，究其根源，我们对工作的沉迷和过度消费是由于公众对美好生活的讨论消失了，在这种美好生活中，休闲因其本身的价值而受到重视。社会学家朱丽叶·肖尔(Juliet Schor)同样在《丰盛:真正财富的新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f True wealth)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时间分配方式。与上述作者一样，她也对长时间工作文化、无限增长和过度消费提出了批评。根据肖尔的说法，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幸福，因为数百万美国人已经失去了对生活基本节奏的控制
Chapter 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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