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是一种主观状态，由个人根据当前规范和期望对他或她最近或预期的活动模式进行评估而产生。然而，忙碌要成为一种外部可观察到的行为，就需要反映在长时间的有偿工作和工作与休闲的密度上，即所从事活动的频率和种类。(同时进行的活动的多样性也很明显，这个话题在这里没有涉及，但我将在随后的章节中论证，这是数字时代的关键。)
格舒尼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忙碌会导致这种客观的行为变化。虽然高技能人群的带薪工作时间确实比低技能人群有所增加，但男性和女性的带薪工作时间总体上都有所减少。值得注意的是，活动强度没有增加(无论是工作日还是非工作日)。虽然这一经验证据不能证明忙碌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格舒尼得出结论，这与他的论点是一致的。如果没有行为上的改变，那么解释一定在于忙碌的文化意义发生了变化。那么，时间压力悖论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忙碌，而不是闲暇，才是“荣誉的徽章”。
那么，根据这一观点，忙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取向。当然，这一观点与一些群体的代表性产生了共鸣，比如金融交易员和企业高管，他们投身于高压、倦怠的职业，他们的地位源于他们的工作狂。然而，与凡勃伦的有闲阶层的相似之处虽然引人注目，但却夸大了这一新的上层阶级的自由，他们的工作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管理绩效衡量的结果。他们可能会接受这种高速的工作文化，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完全是他们的选择。
考虑到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企业试图将许多高工资和全福利工人转变为临时工和合同工，这一点尤为重要。幸存下来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工作时间更长，以确保他们的工作保障并增加他们晋升的机会。长时间工作是向雇主展示承诺和抱负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是把工作时间延长到晚上和周末。移动技术对工作时间的深远影响是下一章的主题
Chapter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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