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对抗，而是相互趋近。
超文化较霍米·巴巴的杂交文化更为开放、辩证。桥、楼梯抑或协商空间的模型，都无法适用于超文化。德勒兹的根茎模型（Rhizom-Modell)则被证明适用于描述超文化的某些方面。这一模型完全具有文化理论方面的潜力。
根茎表征无中心的多样性，不受制于任何上层秩序：“根茎，作为地表下的集束，迥异于直根系和须根系。鳞茎和球根都是根茎，而直根与须根也具有根茎的形态。人们可能会问，植物的种属之别是否就在于有无根茎的形态…根茎上每个点都可以（而且应当）与其他任何点相连。这与树或根完全不同，它们的点和秩序是确定的。”[37因此，根茎是一个开放的构成物，其异质元素持续相互作用、彼此滑过，处于不断生成的状态。根茎空间不是协商空间，而是转化和混合的空间。根茎的散点，准确说是离散，使文化受到去实质化、去内在化而成为超文化。
德勒兹设计了兰花与黄蜂之间的根茎关系：“兰花通过生成一个黄蜂的仿图解域（deterritorialisiert）自身，黄蜂则在仿图之上将自己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siert）。另一方面，黄蜂也通过成为兰花生殖器官的一部分使自已解域，又通过运输花粉使兰花再辖域化。”[38]兰花和黄蜂之间的这种关系看似受“拟态”（Mimikry)规制，实则是“真正的生成，兰花的生成——黄蜂，黄蜂的生成——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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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