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根束而已。”
作为飞跨的通道，海德格尔以及霍米·巴巴的桥“让河岸相对而立”，迥异于根茎。根茎的中间部位不是互转通道，它躲避或流动得太快，以至于无法“协商”。德勒兹认为，“在事物之间”(Zwischen den Dingen）“并不意味着一种自此至彼、反之亦然的可定位关系”，而是一种“向着一个方向与另一个方向的横向运动”。因此，根茎的“之间”不是“间隙通道”，而是“无头无尾的溪流，它冲刷着两岸，其中间部位流动越发加速”[41]。根茎的“之间”不具有对抗性。
塑造它的，不是对立而是接合，因此，它或许比霍米·巴巴“充满冲突”的间隙空间友善得多。它既没有终极性，也没有排他性：“根茎不分首尾，它是…中间的一块，宛如插曲（Intermezzo)。树是承袭，而根茎是结盟，彻头彻尾的结盟。树需要动词‘是’（sein），而根茎则在连词‘与（Und）……与……与’中寻得关联，这个连词有足够的力量撼动动词‘是’并将它连根拔起。”[42]这种根茎式的、非辩证的甚至友善的“与”是值得关注的。根茎的“与的逻辑”产生了“无意指”（asignifikant)的关联，即无关的有关、不同的同步、切近的去远。这种逻辑使文化连字符化[43]，从而成为超文化。[44]即使没有“深层”“内在”的语境，这些连字符也会彼此联结，彼此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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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