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映照开辟了狭小的空间。霍米·巴巴的间隙通道概念视文化同一性为差异影响的结果，这一概念虽然向文化的去实体化（Ent-substanzialisierung)迈出了第一步，却没有走向超文化的窗口化。
东亚还没有发展出实体存在论的（substanzontologisch）文化概念。此外，人也不是一个定义明确的实体或个体统一体（Einheit），也就是说人不是“人”，没有“灵魂”。中文里的“人”字，指向的也不是实体的人，而是表现“之间”的字符，是一种关系。在个体或主体间后发性地建立关系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ät）或人际间性（Inter-personalität）这种西方范畴，对东亚思维来说是陌生的。在所有间性面前，人都是居间的。相应地，“对一话”（Dia-log）也是一个西方概念，东亚文化并不了解“辩一证”（Dia-legein）的善言性。这种对文化的不同理解，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东亚地区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或翻译来描述文化间性。因此，人们使用各种不同的释义，听起来往往非常造作。[70]
无论欧洲文化还是欧洲的文化概念，都表现出很强的内在性。相反，东亚文化缺少内在性，因此可以被渗透，被打开。也正因此，它发展出一种对据为己有、变化，即对新事物更强烈的趋近。东亚文化不是内在回忆（Er-Innerung)或记忆的文化。由于具备更强的开放性，它无须刻意寻求在固定实体间充当中介的那种间性。就其内部状态而言，东亚文化向超文化趋近的态势更强，因为超文化同样是不具有内在性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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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