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罗蒂式讽刺的道德品质在“避免羞辱他人”中消耗殆尽。罗蒂认为：“对于面对羞辱人人都会受伤的认知，是我们唯一需要的社会纽带。”[89]鉴于此，他的反讽者需要“尽可能富有想象力地熟悉其他终极语汇，这不是为了自己的教化，而是为了理解人们所遭受的真实的和可能的羞辱”[90]。
与自我语汇保持反讽距离，无疑使人们有可能在不相互羞辱的情况下共存。这种反讽距离会催生一个高贵的自我，这个自我不会冒犯其他的自我。但反讽不具有联网效应，并不创造联结或联盟，它只是让一个考虑周全的单子集合体得以产生。这些单子拥有“富有想象力的同理心”，一种“想象他人真实的和可能的羞辱的能力”。[91]反讽单子即使拥有敏感的触角，但也不是“网络体”(Netz-Wesen)。反讽文化仍然是一种单子自我的文化。它拥有很强的内在性，因此无法理解文化语汇缺乏内在性的混杂。也可以这样说：香料和气味的超文化混杂、叠增并不具有讽刺意味。到底还有没有一种讽刺的味觉？换言之，文化从最深层讲并不具有反讽性。
罗蒂的反讽文化并没有理解当今世界的超文化状态。例如，对偶然性和脆弱性的意识，或许是反讽的特点，但反映不出多重的“超”体验。这也许是现代或后现代的意识，但不是超现代的意识。因概念根源而无法被反讽克服的消极性，并不存在于超文化中。超文化包含了一种反讽无法接纳的肯定。无尽无际（etwas Unendliches)是超文化的灵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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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