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身体的“解放”造成的后果是将其构筑成关切对象。然而这种关切，和一切与身体及身体感受相关的东西一样，是自我矛盾的，即它绝不只是积极的，而且还是消极的。身体总是作为伴随着这一双重关切的客体被解放。结果是，令人满足的、漫长的关切过程被我们描绘成身体的现代机制，不仅具有同等的投资能力，而且具有非同寻常的抑制关切的能力。
当代一切与身体相关的集体牵挂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压制性关切。各种形式的卫生保健，以及其关于消毒、杀菌、预防，或者相反，关于混杂、感染、污染的幻景—其目的都是为“器质性”身体祛邪，尤其是排泄和分泌功能—力求通过排泄达到一种光滑的、完美的、无性的、能抵御一切外部侵袭而自我保护的身体的消极定义。然而卫生保健并非直接承自清教道德。后者否定、拒绝、压抑身体。当代伦理则更加微妙地将其置于卫生保健的抽象化之中，置于对被忘却、被查禁欲望的—脱离了肉体能指的纯净之中，使其变得圣洁。这便是为什么(在耳边回响的、强迫性的)卫生保健的要求总是显得很迫切。然而总的说来，卫生保健之虑造成的，并非一种动人的道德，而是一种游戏式道德：它利用身体的一种表面的、肤浅的宗教来“规避”那些深层的幻景。“热爱着”身体的它小心翼翼地防止着身体与欲望之间的任何沟通。总之，它与身体“准备”的祭祀技术、与原始社会中控制而非压制的游戏式技术之间的距离，比起它与清教时代压制性伦理之间的距离，要更近一些。
那种身体的侵略性冲动，是和身体本身同时“获得解放”的，主要不在于卫生保健之中，而更多在于“节食”的禁欲之中。古代社会曾经有过仪式斋戒。那是一些与节日庆祝相关的集体实践(节前或节后的领圣体前的斋戒—将临期斋戒—狂欢节后的封斋期)，它们的功能就是把身体(与食物及“消费”相联系的双重矛盾体)的那种侵略性的、扩散性的冲动完全引导和吸收到集体奉行中来。现在，种种斋戒和禁欲制度，因为不能与普遍的、彻底的身体解放兼容，已经遭到废弃。我们的消费社会显然不再支持，甚至从原则上排斥一切约束性标准。但是，在把身体全部的潜在满足解放出来的同时，它自以为将一种先天存在的人与其身体的和谐关系解放了出来。这里就有一个难以置信的错误。同时获得了解放而不再受到社会机制集中引导的整个对立侵略性冲动如今都涌进了对身体的普遍关切之中。正是它推动了今天影响着发达国家1/3成年人口(以及50%的女性：美国的调查显示，446位青少年中有300位遵循某种作息、饮食制度)的那种自我压抑的真实事业。就是这种冲动，超越了时尚的(且不可置疑的)规定性，培养了那种不可抑制的、非理性的、猛烈的自我毁灭，其中起初的目标，美丽和优雅，都只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日常惩戒操练的借口而已。身体在一种全面折磨之中，变成了必须根据某些“美学”目标来进行监护、简约、禁欲的危险物品，我们只要把眼睛紧盯着《浪潮》中的那些瘦削、枯瘪的模特们，就可以从中解读出丰盛社会对于其身体必胜主义的完全反向的侵略，和对于其所有自身原则的强烈否定。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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