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原始“宗教”并不讲究“圣化”，它们讲究的是一种集体实践。圣化及以此为任的“主祭修士”是随着救赎原则的个体化(主要是在基督教修行当中)产生的。个体忏悔这种最突出的圣化是随着意识更加深入的个体化产生的。要保留相应的比例，要意识到类比的危险，对我们来说身体和医疗也是如此：正是随着普遍的个体“躯体化”(取该词最广泛的含义，而非其临床医学中的含义)，随着身体成为名望和救赎的物品、成为基础价值，医生才变成了“听告解者”、“赦罪者”、“主祭修士”，这一医疗主体才在目前属于他的社会超特权中安顿下来。
在私营化、个性化的身体上，更变本加厉地汇集了各种自我关切和祈祥祛邪、满足与压抑等祭祀导向，—这完全是一堆次要的、“非理性的”消费，其中并不包含治疗目的，而且发展到了违反经济命令的地步（药物的购买有一半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中包括参加社会保险的人)：为什么要遵从这种导向，不就是这种“您必须(而且只要)做出一些付出以期健康在交换之中突然降临”的根深蒂固思想在作祟吗：这里，仪式化、祭祀化的消费比治疗措施更为重要。这在“低等”阶级那里是对药物的强制性要求，在富庶阶级那里是对医生的要求，医生对后者而言更主要是“身体精神分析学家”，对前者而言则是财富和物资符号的散发者不管就何种方式而言，医生和药物除了治疗功能之外更具有了一种文化效力，而且作为“潜在”神力被消费。这就是根据与要求身体为之服务的传统伦理相反的一种、完全当代的伦理，命令个体为自己的身体服务(参见《她》中的那篇文章)。人们必须像进行自我修养一样进行自我护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体面的标志。当代女性既是自己身体的修女又是其经理，她负责使其保持美丽和有竞争性。功用和圣化在此不可分离地掺杂在一起。于是，医生的本位中兼具了由于其作为内行而获得的尊敬以及由于其职业的神圣地位而获得的尊敬。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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