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文化、体育和健康领域占67%(“人的保护与充分发展”)。
由此，人们发现，集体支出用于人的部分远远超过了用于受其支配的财富和物质设施的部分。同样，在所谓大力发展的领域，公共开支目前最为惊人。但正如E,李尔的发现一样，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个产业里，集体承担着支出的最大一部分，而且它进展得那么快，才使得1968年的五月危机一下子爆发出来。
在法国，“国家社会预算”要把2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国民教育就消耗自然人的全部所得税)重新分配。加尔布雷思所揭示的个人消费与集体开支之间强烈的不均现象，在美国比在欧洲国家更为明显。但问题不在这里，真正的问题是要知道这些经费是否确保社会机会的客观均等。不过，这种“再分配”对各个阶层的社会区别所产生的影响显然不大。至于生活水平的不均，把1950年和1965年对家庭预算所做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之后，并没有反映出差别的缩小。众所周知，社会阶级在学校面前，存在着继承性的、无法缩小的不平等；其他一些微妙的机制所起的作用远远胜过经济机制，仅经济上的再分配就大大地加强了毫无生气的文化机制。年龄17岁的年轻人的入学率为52%：高级干部、自由职业者和教育机构成员的孩子占90%，而农业耕种者和工人的孩子不到40%;第一类中的男孩进入高校的机会占1/3以上，而第二类的男孩的机会仅占19%\~20%。
在健康方面，再分配的影响就不太明显：在就业人口中，可能缺乏再分配，每个社会类别似乎都要竭力收回所捐赠的费用。
税制与社会保险：在这一点上，让我们参照一下E.李尔的论证。“不断增长的集体消费是通过税制和附加税的发挥得到赞助的：仅社会保险一项，公司的捐赠费用返还给缴纳工资税的大众在1959年就占到23.9%，到1967年上升为25.9%。社会保险花去企业工薪人员收入的1/4。公司的或曰雇主的”捐赠可以合法地视为代扣的工资，与5%的包税完全相同。从工资中代扣税费的人大大超过了缴纳所得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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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