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价值是民主的:这就造成了“服务”层面上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其实践是与个人的形式平等不可调和的。出路只有一条：普遍化的社会游戏(因为今天每一个人，不仅在其私生活中，而且在其社会及职业实践当中，都必定要接受或提供服务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他人的“第三部门”)。官僚社会的这种人际关系社会游戏有别于斯威夫特奴仆们的那种极端虚伪。这是一种巨大的、对缺席了的相互性进行“摹拟的模式”。这不再是掩饰，而是功能摹拟。社会交流最基本的生命力只有以这种牵涉到每一个人的相对“强迫”为代价才能获得—这是用来缓解每个人与大家之间敌对的、疏远的客观关系的一种绝妙障眼法。
我们的这个“服务”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斯威夫特的那一个。公务员的脾气、官僚的暴躁都属于那些古老的斯威夫特式思维形式。因此女士美发师的奴性、商务代表蓄意的肆无忌惮的纠缠这一切都还是服务关系的一种过分的、被迫的、夸张的形式。奴性的修辞，从中无论如何都透露出—就像在斯威夫特的主仆之间那样—某种异化了的个性关系形式。银行职员、旅店侍者或邮局小姐的或脾性尖刻、或高度奉献的表达方式他们这么做是拿报酬的正是他们身上不受系统左右的个性人格的体现。粗鲁、蛮横、情感疏离、故意拖延、刻意找茬，或者相反一过度恭敬，这体现了他们自身对不得不把某种系统化效忠当成天性这一矛盾的抵制，尽管他们正是靠这种效忠拿报酬的，事实就是如此。由此这种“服务”交换所造成的令人生厌的氛围总是隐隐约约地表现出攻击性，因为在这种“服务”中真实的个性抵制着交换功能的“个性化”。
但这只是一种历史残余：如今真实的功能关系已解决了一切紧张气氛，服务的“功能”关系不再是过分的、虚伪的、虐待-被虐待的，它是开放热情的、自发地个性化了的并且使紧张气氛最终得到缓和的：比如奥利机场或电视台的女播音员非同寻常的热情的声调，比如那毫无情感色调的微笑，它们都出自“真诚”和精心准备(但是说到底，两者都不是，因为这不再是真诚或无耻的问题，而是“功能化”人际关系的问题，这种人际关系，是从一切性格和心理、一切真实和情感的和谐中纯化提炼出来并依据对理想化关系的精心调试构建起来的简而言之，被从一切关于存在和表象的粗暴辩证道德中解脱出来并且按照关系体系唯一的功用性进行了重建)。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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