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丰盛具有这样一种模糊性，即它总是既被作为惬意的神话(矛盾和紧张的解决、超越历史和道德的幸福)来经验，又被当做一种多少有些强迫性的对某种新型的行为、集体约束及标准的适应进程来忍受。“富庶革命”并未开启理想的社会，而仅仅是导向了另一类型的社会。
我们的道德学家们非常想把这一社会问题局限为“精神状态”问题。在他们看来，关键已经在那里，真实的丰盛在那里，只需从贫乏时的精神状态过渡到丰盛时的精神状态就行了。他们哀叹要做到这点何其困难，他们因为看到突然出现了对富裕的抵抗而惊慌失措。然而只要稍稍承认那种公设，即丰盛本身只是(或者至少也是)一种新型的约束机制，就能立刻理解与这种(多多少少无意识的)新的社会约束相对应的只能是一种新型的对自由的要求。既然如此，对“消费社会”的排拒，就以暴力及侵蚀形式(对物质及文化财富“盲目”破坏)或非暴力及消极形式(拒绝进行生产和消费投资)来表现了。假如丰盛真的意味着自由，那么这种暴力就是不可思议的。假如丰盛(增长)是束缚，那么这种暴力就能自圆其说，就合乎逻辑。如果说丰盛是野蛮的、无对象、非具象的，这是因为它所直面的约束，也是未明确提出的，是无意识的、不可读的:如对“自由”的约束、对幸福的有节制的追求、对丰盛的总体伦理的约束。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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