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应该把所有出自自发角度的评说颠倒过来：疲劳并不是与外部社会超积极性相对立的消极性的——正相反，在某些条件下，它是可以与普遍消极性的束缚，即目前社会关系的束缚，相对立的唯一积极性之形式。学生疲劳，是因为消极忍受教师讲课；工人、官僚疲劳，是因为他们工作中的所有积极性都被剥夺掉了。当代公民之所以患上政治上的“麻木”这种紧张症，是因为个体除了保有那微不足道的全民直选权之外，一切决定权都被剥夺了。确实这也是因为生产线及办公室的工作使身体及精神感到乏味，也是因为工作环境死气沉沉，以及因为我们社会对身体进行的那种长期充分使用的状况，使得人们长时间保持或站或坐的姿态，造成了肌肉、血管、生理的蜡屈症。但这些都不是本质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无法像那些天真的专家们所说的那样能通过运动和肌肉锻炼(其效果不会比镇静剂或兴奋剂好多少)来治愈“病理”疲劳之所在。因为疲劳是一种潜在的不满，它转而指向自己并“嵌入”自己身体之中，因为在某些环境中，这是被剥夺了一切的个体所能支配的唯一东西。就像美国城市中的黑人反抗总是先烧掉他们自已的社区一样。真正的消极性恰恰就是对系统快乐的妥协，它表现在那“精力充沛的”干部身上、在完美地适应了其持续活动的那敏锐的眼睛中和那宽阔的肩头上。疲劳，它，则是一种积极性、一种潜在的、传染的、没有自我意识的反抗。由此廓清了其功能:各种形式的“减速”(和神经症一样)是避免彻底和真正“失速”的唯一出路。且正因为它是一种(潜在的)积极性，所以它能突然转变为公开的反抗，譬如五月风暴中随处可见的情形。五月运动自发的、全面的传染、“迅速蔓延”只有在这样的公设中才能被理解：人们所认为的迟钝、疏离、普遍消极性实际上正是一种潜伏在它们的忍耐本身、疲劳、回流之中的积极力量，因而是即时可用的。其中并没有发生过任何奇迹。而五月以来的回流也不是对过程不可解释的“颠倒”，而是从一种公开反抗的形式向一种潜在不满的模态的转变(另外“不满”一词，并不仅仅对这最后一种形式有价值：它指涉的是一种彻底转变的实践过程中被阶段性切分出来的多个拒绝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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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