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层次上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关于“贫穷”的问题。对于物质丰盛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是“残留的”，是会被增长的增加所吸收的。但是，它似乎在后工业革命时期仍在代代相传。所有为消除它的努力(尤其是美国的“大社会”)，似乎在每个演变阶段，都受到了功能性的、使增长重新出现的、某种体系机制的碰撞，好像一个增长惯性的弹簧。加尔布雷思把这种无法解释的贫穷，归咎于体系的失调(无用的军费开支优先权，集体服务跟不上个人消费，等等)。或者说，是否能把推理颠倒一下，认为增长在其本身的运动过程中，就是建立在这种不平衡基础之上的呢？在这一点上，他所有的分析其实就是揭示“缺陷”在增长体系中的功能性含义。然而，当他要对体系本身产生的质疑下逻辑性的结论时，却退却了，而用了一种宽容的观点重新调整了一切。
理想主义者一般坚持这种悖论的发现：尽管这一切，而且其目的(众所周知，它只能是有益的)被恶魔般的予以颠倒了，但增长还是出现了，还是再次地出现了，而且恢复了社会的不平等、特权和不平衡，等等。正如加尔布雷思在《丰裕社会》里所说，人们会认识到，替代再分配的实际上是生产的增长(“越多……最终人人都会有足够的物质”)。但是，这些酷似流体物理的原理，在社会关系中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确切地说，正好与之相反—我们稍后就会看出这一点。另外，人们从中还得出一个适用于“次特权者”的论点：“哪怕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从生产的加速增长中所获得的益处，也远远胜于任何一种形式的再分配。”不过，所有这一切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如果说增长使得每个人开始在绝对意义上获得一笔巨额收入或一大笔财富，那么具有社会学特点的，就是建立在增长中心本身的失调过程，就是巧妙地使增长具有一定的结构并赋予其真正意义的失调率。相较起来，坚持某种极度匮乏或某些次要的不平等现象戏剧性消失的观点，以及从数字与总量上、从绝对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上去判断物质的丰盛，要比用结构的术语去分析简单得多!就结构而言，富有意义的是失调率。在国际上，它表示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增长差距，但也表示着在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低工资与高收入之间“调整速度的失控”，高科技凌驾于其他部门，以及农村屈从于城市工业世界，等等。长期的通货膨胀能够掩饰这种相对的贫困化，将所有名义价值拔高，而对功能和相对平均数的计算，则使得表格的下方出现的数据只是部分下降。但不管怎么说，整幅表格上出现了一种结构性的失调。当人们看到体系以其自身的逻辑维持原状并确保其目的性时，援引这种失调的暂时性的或行情性的特点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人们至多同意，它会在一定的失调率高度上稳住，也就是说，无论财富的绝对量多少，都含有一种系统的不平等。
第二章消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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