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关福利意识的观点是正确的话(即在财富和符号中表达了“世俗化的”形式平等的神话)，那么显而易见，永恒的问题便成了一个假问题：即消费社会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呢？民主有没有实现呢？还是正在实现呢?或者恰恰相反，是否只是恢复了以往社会的结构和不平衡呢?不管人们是否能够证明消费的潜在性会不会实现自我平衡(消除收入、社会再分配、人人崇尚同一时装、在电视上观看同一个节目、大家一起去地中海俱乐部)，那都丝毫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用消费平均化的术语来提出问题，其本身就已经意味着通过对商品与符号(替代层面的追寻)，来替代真正的问题，以及要对其进行逻辑的和社会学的分析。简言之，分析“丰盛”，并不是从数字上去验证它，数字只能是跟神话一样的神话。计划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要用另一种不同于它的逻辑去把握丰盛的神话。
当然，分析要求我们要从数字上、从福利的总结上去观照丰盛。但数字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也从来不会自相矛盾。唯有解释才有意义。有时与数字相符，有时与其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把发言权留给它才是。
理想主义的观点是最根深蒂固的、最顽固的：
—增长，即丰盛；
——丰盛，即民主。
由于无法断言这种全面幸福(甚至是在数字层面上)即将来临，神话变得更加“现实主义”。那是不断变化的理想的改良主义：由于物质增长初级阶段里巨大的不平等现象的减少，再加上“铁的工资规律”，收入会变得和谐。当然，那种对持续有序愈来愈向平等方向发展的假设已被一些事实所推翻(《另一个美国》：20%的“穷人”等)。这些事实反映了暂时性的失调和幼儿期的病症。增长在意味着一些不平等后果的同时，也意味着长期而全面的民主化进程。因此，根据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平等与不平等的问题不应该再被放到议事日程上。它与富裕和贫穷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尽管有种不平等的再分配，但“丰盛”社会的新结构使这一问题得到了重新解决。剩下的人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被排斥在工业体系之外，排斥在增长之外，成了“穷人”(20%)。而物质增长原则本身未受损害；它是均质的，而且具有使整个社会群体均质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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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