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它就和构成我们日常生活“氛围”的其他信息、物品、形象一样落到了同一个适应模式下:落到了好奇模式之下一这不一定是出于轻率或放肆，而可以是出于一种执着的兴趣，特别是对那些正处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类别的兴趣—但这必须以更替、循环、模式更新的约束为前提，并且就这样以作为符号系统的文化组合游戏式实践来替代作为意义象征系统的文化排他性实践。“贝多芬，了不起!”
在此范围内，这种“文化”它既排斥自修者那种传统文化的边缘英雄，也排斥文人那种正在消失的散发着芬芳的人文花饰它将给个体们带来的，是文化的“再循环”，一种作为个体普遍“个性化”这一竞争社会中文化赋值要素的美学再循环，而且相比之下，它与包装为物品进行的赋值是等价的。工业美学——设计——的唯一目的就是，使那些深受分工影响并被标明了功能的工业物品重新具有一种“美学”同质、一种形式上的或游戏式的统一，这种统一通过它们的“环境功能”、“氛围功能”等次要功能而使它们全部相互联系在一起。这便是今天“文化设计师”们在各处对作品所做的:在个体被打上分工和个体任务的深深烙印的社会中，他们想方设法地用“文化”对个体进行“重新设计”，把它们装到同样形式的外壳里，为文化提升符号下的交换提供方便，把人们放到“氛围”中去，就像设计对物品所作的那样。另外，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包装、文化再循环，和工业美学赋予物品的“美”一样，正如雅克·米歇尔所说，“毫无疑问是一种市场手段”。“这是在今天已经得到承认的事实，即由和谐的形状、色彩以及优质的材料营造出来的惬意环境(!)，对生产力具有有益的影响。”(《世界报》，1969年9月28日)的确如此：提高了文化修养的人和那些被设计出来的物品一样，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和职业、更好地“与时代保持同步”、更具“兼容性”。人际关系的功用主义在文化提升中找到了最适合它的土壤—在这里“人的设计”与“人的开发”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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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