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马克思概念化这些转变的恰当性仍有待评定。借助于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益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克思说要使个人私有财产在所规定的第一阶段永远存在下去“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①时，是包含目的论的；如果要发展的话，那下一阶段就必须产生。但是，他对下一阶段更高级发展的欲求就其自身来说并不是有关转变过程的任何解释。而且，如果黑格尔绝对精神未能俯瞰整个过程，那么过去一定秩序的纯粹存在就其自身来说就不能解释它在否定之否定第三阶段上的回归。
如下的说法是真实的：根据辩证概念鸟瞰发展的历史诸阶段并不能阐明它们的特殊性。例如，相比前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阶段可以被理解为由差异要素(而非统一要素）主导的，或被理解为更具矛盾性。②
但这种比较看起来似乎不能解释这些转变。
无论我们采用怎样的历史视角为双重否定运动奠基，无论我们是否强调简单商品生产或公社组织或某种结合，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这种线性序列应该不只是隐喻性的始终存在。所谓“原始条件”对于剥夺剥夺者来说有什么实际影响?接下来，更好的是资本主义内部个人和社会之辩证法的重建。马克思的辩证法引导我们走向统一和差异的辩证法，在其中存在真实的动态潜能。起点上的“潜在”统一（通过劳动与其对象分离）由差异要素取代，它又（通过生产力的社会化过程以及直接生产者所构成的大规模组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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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73页。
②关于这个讨论，见 T. Smith，The Logic of Marx's “Capital”，1990，pp. 6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