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这一段似乎是矛盾的。先是强烈声称：价值形式外在于事物，是“我”强加于它们之上的“抽象”。但接下来在确定它们的价值量时，“我”似乎又受到价值对“用来生产某物的劳动”的依赖的限制。如果我们认识到创造在其中规范异质性商品之间交换的统一形式(价值)的社会行为者不是以任意的方式行动的，他们的意志自然地受到理性考量制约，那么这个明显矛盾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当然，任何“经验价格”都是偶然地确定的，但人们有权期待在交换是体系性和有规律的地方出现某种物品定价的模式。当然，在契约的抽象层面上，这不是必然出现的。一个行为者可能成功地将他自己对某物的价值概念强加于其他人。事实上，在交换没有被货币所中介并且允许价格在相同规模上比较的地方，这种偶然性是十分可能的。只有在货币一价格的普遍维度下，交换比率才能由主体间的比较和社会规定性设定。在交换是体系性和有规律的社会中介的地方，从整体层面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它们自身加诸交换之上。回到《法哲学原理》：正是在市民社会的讨论中，黑格尔思考“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即需要的体系”(第188节)。在这一语境中，契约的形式关系承担这些更具体的规定性。这里“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产生像规律一般的现象，在这些现象中有可能找出某种“合理性”。(第189节附释)这是黑格尔在政治经济学的发现中所发现的东西(我们将在下面思考这一点)。
现在让我们评估黑格尔的轨迹。显然，相比耶拿体系的推演，《法哲学原理》中存在具体性的某种丧失。黑格尔不是从分离的生产和交换中推演价值形式，而是把价值视作就意识(而非物质活动)影响从特殊性中的这种抽象来说—首先产生于使用方面的。(第63节)而且，这种普遍性当被具体化为等价物或货币时，就表现为“符号”即传统尺度，而非耶拿体系中的具体中介。在抽象的这个层面，(明显主观的)可通约性似乎就无关紧要了。只有通过交换契约中所假定的等同性形式，价值的更客观规定性才会出现。(第77节)在这一节稍后的部分，货币在与简单商品交换相反的交换形式中被引入。(第80节)这里仍然不存在作为价值具体化甚或是作为流通中介的必然性。那个观念最终出现在有关“商业等级”的讨论中：“在货币中所有一切商品的抽象价值都成为现实的。”(第20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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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