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然后，这作为被选择的新兴官僚机构会被强化和再生产，以保持它们在这个等级命令结构中的最高地位。
资产阶级的利益与社会财富的增长是一致的，但是官僚的个人利益却不是这样。这就是不存在新生产方式的原因。亚当·斯密早就说过，资产阶级只有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才能有益于社会。然而工人的利益却如此明显地与社会财富无关，因为提高生产力直接地就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所在，但它却使一半的劳动力失业。现在资产阶级辩护士也许会说，社会财富的增加将以某种方式产生新产业以重新雇佣这些人，但这是非常间接的关联，并且工人还会因试图保住他们所拥有的工作而得到谅解。支持社会主义的观点总会诉诸如下观点，即当工人“为他们自己”工作时他们将关心提高生产力，并且也有可能重组工厂技术以从中获得全部利益。但在苏联，工厂没有给工人的积极性提供任何方法，并且工人无论何种情况都被排除于对剩余的控制之外，这没有给工人提供他们的努力能使他们自身或其家庭获益的任何保证。到目前为止苏联好像与资本主义差别不大，但实际上却比资本主义更糟，因为个人官僚在增加社会财富方面没有他们自已的任何直接利益。要知道，他们不是他们所控制的产业的股东。他们的报酬依赖于政治恩惠(political favour)，因此就会产生创新的惰性、推卸责任和出错时指责他人的倾向，以及为未来“震荡”时期囤积劳动力和物质资料。官僚想要的是上述的平静生活。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不是“泰罗制的接受”，而是维持合法化官僚特权与防止工人自我组织之间的差别的必然性。
如果我们要回到基本因素，我们就必须从生产形式而非国家形式开始社会分析。它不是为利润的生产，也不是为需要的生产，它是为目标—该目标外在于生产过程本身的逻辑而被规定的生产。在资本主义情况下，我们知道价值规律在工厂之间为任何商品传递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我们也知道资本流动和技术创新是相互促进的。在为需要而生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诸关系的某种信息互利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sation)。但苏联没有这种回馈循环！目标与真实需要毫无关系，目标与工厂的真实资源和真实能力这一点更重要也毫无关系。没有一个五年计划成功过，但却不得不年复一年地被重新制订。所谓的计划是无意义的，因为可利用的信息已被体系的政治扭曲破坏。计划完成的地方，仅仅是在字面上而非实际上。国家干预经济，但体系却无法按照其生产能力的某种内在逻辑规范自身。因此我想说，基本生产要素迅速扩张这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当需要提供各种复杂产品时就会出现的长期瘫痪不应被解释为某种经济规律的结果，而应被解释为规律缺失的迹象。政治诸因素(高压政治和唯意志论式热情)的结合使得事情开始发展，但由于新生产方式是不稳固的，所以当这些政治压力消失时体系也就无法自动运行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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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