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4年的马克思和1857年的马克思之间存在有趣的对比：在1844年，马克思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视作劳动条件从工人中异化的一般范畴；而在1857年马克思关注的是明确区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诸形式，理由是资本主义下工人在找工作时受到私人所有者决定的支配，而封建主义中生产的公社体系先于并包含直接生产者。现在如果我们思考1857年的这个不同，我们就会看到，在苏联“共同体”是先于劳动的，正像在封建主义中一样，工人必须工作却不会被开除。因此，梅扎罗斯将“分离”这个术语包含在上述定义中就是错误的。严格说来，不存在工人和生产条件之间的分离苏联的管理者与工人是分不开的，正如封建财产包含农奴一样。马克思在1844年将封建主义视为劳动条件于其中控制工人的另一种体系，而在1857年他则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不同于封建主义，因为在封建主义中工人被假定为与条件相统一，而在资本主义中工人与条件相分离并“寻找工作”。现在很明显，苏联与封建模式相一致。即使生产条件控制工人，如下一点仍是真实的：存在预先被假定的共同体，既迫使人们去工作又据说确保了工作。正如在封建主义中那样，直接生产者的无权力(powerlessness)以政治的方式奠基于苏联，而非建立在与生产条件的经济“分离”上。更可能的是，他们是这些条件的一部分。
梅扎罗斯最强有力的观点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在苏联被保持。最初，这是在资本生产价值的兴趣(interest)上被组织起来的，于是就出现了资本对节省时间的迷恋以及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并将之从直接生产者中征用。但当工厂与价值调节者相分离并进入新生产关系中时，如经验研究所表明的就会出现这种“控制”的显著丧失，然而梅扎罗斯却正确地将“支配”视为资本关系的必要条件，并希望“把支配劳动的资本从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完全清除出去”①。他使用一些给他观点增色的引语支持他自己，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一段，在那里马克思认为，巨大的客观权力“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②。这对梅扎罗斯的整体观点来说是一个关键。我的观点则相反：生产条件对劳动的巨大权力(power)是由于它作为资本形式的物质化，在其中，资本的人格化产生于价值所获得的独立性以及更具体地说自我增殖的价值作为形式的控制力(客观条件被形塑为它的内容)。工厂组织的“巨大权力”通过增殖的强制性而形成，并因而成为资本的物质化。尽管工厂体系是为剥夺工人的主体性而量身定做的，但执行控制力的反主体(counter-subject)却是自我增殖的价值而非它的物质外表。当劳动条件被资本形式地决定时，将问题的根源确认为工厂而非它们的社会形式就是错误的。但那种从社会形式中抽取出来的组织没有扩张的内在动力。这种观点错误地假定它能起作用的唯一方式是它被设计出的那种方式，并因而就它的恰当人格化来说产生了对私人资本家的取代。所以，如果它以在资本主义中相同的方式起作用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说它是资本了。这是梅扎罗斯似乎要设想的东西。
第10章没有弹簧的钟表：苏联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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