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要对抽象理性和具体理性进行区分。简言之，区分的要点在于抽象理性无法与实践关联起来，但也存在使这种关联得以发生的一些方式。具体理性的例子是，“如果我坚持阅读黑格尔的著作，那么我最终将理解他”，因为尽管这可能是错误的，但这个判断是与我的实践即与我现在和未来的研究具体地统一起来的。另外，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是抽象理性者的光辉榜样。在反对经济对政治具有相对优先性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时，他将这简化为政治无能性的稻草人理论(straw-mantheory)①，他说：
它把政治力量视为基本的…例如，为保护经济上的弱者，我们可以推广一种合理的政治纲领…当我们能够通过法律确保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的生存状态时，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那么保护公民不受经济恐惧和经济威胁的自由，就将接近完善…不应该承认，经济权力可以支配政治权力；如果必要的话，经济权力应该受政治权力的打击和控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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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
①K.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its Enemies Volume2, 1945, p. 119.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19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恩格斯曾对最早的波普尔分子(proto-Popper)保尔·巴尔特(Paul Barth)回应道：“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需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6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