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米尔格兰姆的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验研究，因为它赖以建立的基础不是自然而然的生活环境下的人。我想，如果在耶鲁大学或别的实验室里去观察人的行为，谁也不会对此特别感兴趣；人们感兴趣的是，人在什么情况下的行为对他们的生活别有一番意义。不过，米尔格兰姆的任何结论都应该向公众说明：它们只适用于米尔格兰姆实验室条件下的行为。即使我们假定，实验条件下的行为和更加逼真的生活情景中的行为有一定的对应性，谁也无法预计实际生活情景里的行为究竟会像什么样子。谁也不能够认真地断言，接受合法权威指令和服从指令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事实上，米尔格兰姆本人就告诉我们，这里不存在因果关系，因为35%的被试者命令“权威人士”滚开。米尔格兰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叫他滚，有人没叫他滚。我个人可以肯定地说，倘若要求他的参加者先阅读汉娜·阿伦特的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Evil)，然后才在实验室里现身，那么，拒绝接受指令、叫他滚开的人数就多得多了。
不过，让我们首先假定我是错的，并假定米尔格兰姆的被试者100%地按指令行事，无论他们是否读过阿伦特这本书。让我们再假定，我讲述一个真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故事，一群人不顺从一个合法权威的指令，比如纳粹占领下的丹麦人协助9000人逃亡到瑞典。你会不会说，因为米尔格兰姆实验的结论与此相左，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呢？你会不会说，这样的事情推翻了米尔格兰姆的结论呢?也许你会说，丹麦人的回应与米尔格兰姆的结论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并不认为纳粹的占领构成了一个合法的权威。但是，我们如何解释法国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对纳粹官方的合作态度呢?我想你不会做这些假定的，因为米尔格兰姆的实验既没有确认也没有证伪任何有关人性的理论。顺便说明，我发现他的研究既富有魅力，又令人恐怖，但那不是科学。那完全是另一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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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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