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借助一个类比，就可以更接近我想要表达的意思。你打开一副崭新的扑克牌并把牌一张接一张翻过来时，你相当坚信这些牌的顺序。你从黑桃1开始翻到黑桃9时，你指望下一张牌是黑桃10。倘若此时出现的是方块3，你一定会觉得奇怪并感到纳闷，这是一副什么牌啊。然而，如果我给你的是一副洗了20次的牌，请你一张接一张地把牌翻过来，你就不会期待某一张牌是什么牌，这张牌既可能是方块3，也可能是黑桃10。既然你不期待一种模式，既然你没有假设特定顺序的基础，你的反应就没有理由是轻信或惊奇，无论翻过来的牌是什么。
工具使用文化的信念体系颇像一副崭新的纸牌。无论技术上简单或复杂的文化，总是或多或少有一个全面而有序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建立在一套思辨和神学的预设之上。普通人不一定能够清楚把握，不知道如何把艰辛的现实纳入宇宙宏大而仁爱的设计中去，然而祭司和萨满靠少量的原理却可以做到这一点，祭司和萨满这样做未必是完全理性的，但至少是条理清晰的。中世纪尤其是特别明显的例子。牧师解释至爱亲人死亡、灾祸、好运的意义，那是多么令人感到安慰啊。生活在那样一个没有偶发事件的世界里，这是神学给人的恩赐，难以替代；在那个世界里，一切从理论上说都是可以理解的，自然界发生的一切都有丰富的意义。在前现代的欧洲，教会的作用就是让那一副牌井然有序，红衣主教贝拉明等高级教士竭力阻止伽利略搞乱这副牌，其原因就在这里。众所周知，他们徒劳一场，随着技术统治文化的兴起，道德和精神的严然一体性就开始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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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