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我们用工人的生活资料来替换资本的可变部分转化成的劳动力本身，那就很清楚，就价值形成来说，这种生活资料本身，同生产资本的其他要素，同原料和役畜的生活资料是没有区别的……生活资料本身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或者说，不能把剩余价值加到自己的价值上。生活资料的价值，和生产资本其他要素的价值一样，只能在产品的价值中再现。它加到产品中去的价值，不可能多于它原有的价值。①
正如马克思之前预料的，接受定量方式会引导一些人得出这种结论—工人受剥削只是个武断的预设，因为对劳动力价值的这个定义会导向这些相同的结果——玉米、钢铁或能源也在受剥削（参见第二章第一节）。
定量方式的局限性，定量方式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破坏性结果，以及价值分析由物质数据向宏观货币关系的研究，共同引导许多人寻求其他解释。在这种背景下，“新解释”对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净产品中的工资份额—流行起来（参见第二章第二节）：
马克思的价值：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参见 Capital 2(pp. 290 - 291)，还可 以参见 p. 245，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1(p. 315) and D. Harvey(1999, p. 47)。Lebowitz(1992, p.17) 的主张是对的：“离马克思最远的莫过于这个信念—一定量的必需品。从早年起，马克思就拒绝抽象的人’的概念，并且强调伴随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新需求也会随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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