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专利药物不同，广告业虽然同样难以独善其身，但是却能更好地自我保护，而且与其并肩作战、羽翼日渐丰满的制药工业已经在经营政府关系，并且决意保护所谓的“自我医疗的神圣权利”。在各种指控中，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成为试图向美国输入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全世界都知道他曾经去过苏联，并且发现自己可以接受那里的社会制度，”商界公关人士抨击道，“他相信包装与广告属于应当避免的经济浪费。”广告业还精明地号召各大报纸加入自己的阵营，甚至威胁说它们要在通过法案的地区撤出业务。历史学家英格·L.斯多尔（IngerL.Stole）指出，美国媒体几乎一致拒绝报道这场争端。报纸、食品制造商和药厂意识到自身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为此与广告业构成方阵，尽其所能，甚至资助外围团体加入自己，直到确保“特格韦尔法案”不复存在为止。17
1938年，政府通过了一项效力甚微的法律：联邦贸易委员会有权禁止“不公平或欺诈性的行为或做法”，从而重获监管广告业的权利但这仅限于广告中与事实不符的声明，而不是特格韦尔所针对的广告诱导的潜在推断。新法律体现出，“5年努力所争取来的这种保护没有对商业利益造成任何影响”。当时，许多人认为，这项法律做得远远不够。哥伦比亚大学法律教授米尔顿·汉德勒(MiltonHandler)认为，“尽管(新法律）对于根治虚假与误导性广告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展现出了诚意，但是仅仅是向这个目标迈出的第一步，也是远远不足的一步，令人遗憾。尽管它明确了这次修订扩大了广告禁止的范围并且通过了有效的制裁措施，但是无法有效地解决虚假与误导性广告的问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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