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保护权力关系中弱者的必要性被认为是社会互动的构成要素。明确的不对称规则经常被引入以平衡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对称条件。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反权力的斗争，而不是由于超级政治哲学家的设计。
权力和反权力之间的本体论混淆只是满足了权力制度主导的需要：它表明工人的罢工和资本家的停工是一回事。
权力和反权力的理论与实践分离是制定推翻权力制度的总体战略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的力量是由资本主义剥削形成的，其真正的危险性来自改变这种阶级关系的斗争。从历史上看：停产、罢工和纠察、破坏、抵制、占领、工人的自我管理、无产阶级反抗剥削等形式的斗争既加强了无产阶级的统治力量，也加剧了资本化。但资本主义的力量并不仅限于生产和流通过程，它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为反权力创造了许多可能性。在工作场所、学校，在捍卫权利、保卫领土、保护地球、文化、音乐、艺术、体育、法律方面，资本都可能受到攻击和削弱，但所有这些都需要有意识的行动和组织。
这是发展反权力时所面临的挑战。与权力不同，反权力不会自发地产生，当它在这个神秘的制度中实现时，立即就会对自由竞争的神圣规则发起攻击。打击资本主义权力制度的核心力量越大，越不注意资产阶级的“普遍”价值观和违法行为的根源。结果，进行社会谴责和政治镇压更加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权力制度内的斗争是一个比人之间的斗争更为复杂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文化权今天已成为反权力发展的主要障碍。然而，当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除了枷锁之外一无所有时，反权力就成了一种必需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矛盾：客观强制随着社会资本的逐步融入而增加，但“激进思维”是在主流文化和科学竞争的神话之后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当资本目由流动时，它倾向于征服整个社会。但它也表明，在任何资本发挥其强制性的地方，社会都不遵循学术教义。它自我组织，并在资本面前自我辩护。
在本书中，我试图通过提出一个分析和改造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总体框架，为社会发展中的许多反资本主义斗争赋予连贯性和有效性做出贡献。我也建议，经济学家能够在革命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只要他们开始认识到即使是他们所谓的中立科学也已经是斗争的一部分。我希望我对新古典主义方法及其政治作用的批判，将有助于学生和研究人员重新思考社会学家在这个社会中的作用。但我完全知道，只有实践，而不仅仅是靠书中论道，才能产生葛兰西的“革命知识分子”。如果你有耐心一直跟随我的论点读到这里，那么现在该是停止阅读的时候了。
第七章 结束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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