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现代国家似乎通过技术发展用一种越来越强大的社会服从取代了机器奴役。古代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已经是服从的步骤。但资本主义赤裸的或“自由的”工人却服从于资本主义最激进的表现，因为服从的程序不再进入干扰流动的片面联合。实际上，资本在服从的时刻发生作用，使所有人变成了主体；但有些人，即“资本家”，则是言说的主体，构成了资本的私下主体性，而另一些人，即“无产阶级”，则是陈述的主体，服从于使不变资本发生效用的技术机器。因此，工资制度把人类带到了前所未有的服从程度，展示了独一无二的残酷，却又在人文主义的呼喊中受到肯定：不，人不是机器，我们没有把它们当作机器，我们当然没有把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混淆起来。不个两音从跟会持味双器时印
资本主义通过构成一种解码流动的公理而成为了世界规模的征服事业。作为征服的对应物，社会服从似乎更多地出现在公理的实现模式中而非在公理本身。正是在民族一国家或民族主体性的框架内，征服的过程和相应的服从才显示出来。国家是公理的实现模式，而公理本身则以新的和当下技术的形式恢复或重新发明了一整套机器奴役的制度。这绝不代表向帝国机器的回归，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公理的内部，而不是在形式统一的君临之下。但这是机器的新发明，人是这个机器的组成零件，而不是工人或使用者。如果动力机器构成了技术机器的第二时代，那么，数码和信息机器就构成了第三时代，这个时代重新建构了普遍的服从专制：重复出现的、可逆转的“人一机系统”取代了旧的两种因素之间不可重复的、不可逆转的从属关系；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是以内部的相互交流为基础的，而不再以使用或行动为基础了。[28]在资本的有机构成中，可变资本限定了一种工人服从的制度(人的剩余价值)，其主要框架是生意或工厂。但是，随着自动化的到来，不变资本的比例越来越大；于是，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在工作制度发生变化的同时，剩余价值也变成机械的了，这个框架扩张到全社会。也可以说，小量的征服使我们摆脱了机器奴役，但是，大量的征服又把我们带回这种奴役中来。人们最近把注意力转向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权力根本不可能归结为古代的“压抑或意识形态”，而意味着对语言、感知、欲望、运动等的规范化、调整、模式化和信息处理等过程，这是通过微观组装进行的。这个集合体中包括极端的服从和奴役，它们是两个不断相互强化、相互滋养的共时组成部分。比如，只要使用和消费电视，你就得服从它，陈述主体的特殊情况或多或少把自身当成了言说的主体(“是你们，亲爱的电视观众，打造了电视……”)；技术机器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媒介。但是，人受到作为人类机器的电视的奴役，因为电视观众已不再是消费者或使用者，甚至不是被认为是“制造”了电视的主体，而是内在的构成零件，“输入”或“输出”，反馈或反复发生的事件，与生产或使用它的机器不再有什么关系了。在机器奴役中，只有信息的改造和交流，其中有些是机械的，另一些是人为的。[29]当然，“服从”这个术语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民族的方面，把奴役看作是国际的或全球的。信息技术也是国家的财产，国家也是自设的人一机系统。这恰恰是由于公理和实现公理的模式这两方面经常相互交叉和相互交流所致。社会服从依实现模式而定，正如机器奴役扩展以适应在模式发挥作用的公理的各个维度。我们有同时进行两种运作的特权，与相同的事物、相同的事件相关。服从和奴役不是步骤，而构成了共存的两极。限合郑大睡已合
德勒兹机器 生产 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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