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各种各样的外部环境标志着这些国家类型之间的深刻断裂，而最重要的是彻底遗忘古代帝国，它们只是考古学家光顾的一块裹尸布。帝国突然消失了，仿佛于瞬间发生的灾难。如多利安侵略一样，一台战争机器隐现出来，越来越逼近，消灭了记忆。然而，内部的形势却完全不同，所有国家都有反响，都拥有军队，显示构造的统一，尽管在组织和发展上各有不同。显然，所有解码流动，不管哪种，都倾向于形成针对国家的战争机器。但是，一切都取决于这些流动是否与战争机器连接起来，或相反，它们是否联合起来，并为了国家而利用这些联合。从这个观点出发，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统一。(1)与(2)之间的内部关联似乎最清楚地见于这样一个事实:爱琴海的破碎形式事先决定了东方大帝国的形式，从中找到了存货或农业的剩余，但最终还是没有必要生产出来或积累起来。然而，第二时代的国家仍然有义务重构一种存货，如果仅仅是由于外部环境的话——没有存货国家该怎样运转呢？—这样，他们就能激活一种发达的帝国形式。我们在希腊、罗马和封建世界上看到了这种形式的复活:地平线上总是有一个帝国，它为屈从的国家扮演能指和包围因素的角色。(2)与(3)之间的关联也同样明显，因为工业革命并不是必需的，准则联合与解码流动的大联合之间的区别如此微小，以至于人们以为资本主义在不断地产生，在历史的交叉路口失而复现。(3)与(1)之间的关联也是必要的:第三时代的现代国家的确恢复了最绝对的帝国，一个新的“巨型机器”，且不管其现在的内在形式多么新奇或适时；它们通过实现公理做到了这一点，而这个公理就是通过机器奴役和社会服从而发生作用的。资本主义已经唤醒了古代国家，并赋予其新的力量。[30](8)；合阳齿高
如黑格尔所说，不仅每个国家都暗示它“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关键时刻”，但也有一个独特的时刻，即纠集力量的时刻。国家在这个时刻就是占领，联合，结点，联结，魔幻般地占领。我们必须要谈依据契约和合同运作的第二极吗？这不能取代另一股力量，把占领作为联合的独特时刻吗？这两股力量是对编码流动的过度编码，是对解码流动的处理。合同是第二方面的一种司法表达：它似乎是征服的步骤，其结果是服从。而必须把这个合同推向极端；换句话说，它不再是两个人之间而是自我与自我之间的合同，是同一个人内部——我=我—的臣子与君主。对合同的极端歪曲，重申最纯粹的结点。结点，联合，占领，就这样走过了漫长的历史。首先是客体的帝国的集体联合；然后是各种形式的主体的个人联合；最后是约束自身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恢复了最具魔力的运作，“世界性的普遍能量冲破了每一个障碍和契约，于是确立自身为唯一的契约”31]。甚至服从也仅仅是为国家准备的基本条件，也就是公民的征服或机器奴役。国家当然不是自由的核心，也不是强行奴役或战争占领的行动者。那么我们还应该说“自觉的奴役”吗？这就好比“魔幻占领”的表达:其唯一的优点是强调了那个明显的秘密。有一种机器奴役，可以说，它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假定自身的存在，似乎都是事先完成的；这种机器奴役与其说是“自觉的”，毋宁说是“强迫的”。英奋兴由。意工
德勒兹机器
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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