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明白文化为什么在理论上不能退出任何暴力活动：“也许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确实没有比记忆术更可怕更怪异的东西了。……当人感到有必要为自己创造一种记忆时，人就不能不流血、折磨、牺牲。”要有多少折磨才能训练反动的力量，抑制反动的力量，从而保证实现文化的目标(自由的、能动的、强有力的人)。文化始终使用下列方法：它使痛苦成为交换的媒介，一种通货，一个等价物；这恰恰相等于一种忘却，由未实现的诺言引起的一种探究。当与这个方法相关时，文化就被称作正义；这个方法本身就被称作惩罚。“引起的探究=经历的痛苦”—这是决定人与人关系的惩罚的等式。按照这个等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确定为债权人与借债人之间的关系：正义使人对债务负责。债权人与借债人之间的关系表示训练或形成过程中的文化活动。这种关系与史前活动相对应，它本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先于“任何社会组织之起源”的“最原始的个体”[37]。它也是“最粗野、最原始的社会构型”的模式。尼采认为社会组织的原型是债务而不是交换。用痛苦来偿付给别人造成伤害的人，为债务负责的人，为其反动力量负责的人：这些就是文化为实现目标而采用的手段。尼采于是给我们提供了下列遗传谱系：(1)作为史前或遗传活动的文化，一种训练和选择；(2)这种活动所采用的方式，惩罚的等式，债务关系，负责任的人；(3)这种活动的结果：自由和强有力的能动的人，能够憧憬未来的人。
从后历史的观点看待的文化
我们已经提出了道德败坏的问题。文化的遗传谱系似乎没有给我们得出什么结论。相反，最明显的结论是败坏的道德和愤懑都没有介入文化和正义的过程。“败坏的道德’，这是地球上所有植物中最原始最有趣的植物，不是在这片土壤里长出来的”。一方面，复仇和愤懑不是正义的起源。道德学家，甚至社会主义道德学家，都认为正义派生于一种反动情感，派生于深深的冒犯，一种复仇或合法反动的精神。但这种派生不说明什么；而必须要说明的是别人的痛苦何以能够满足复仇，能够成为对复仇的准备。我们永远不会理解“造成的伤害一忍受的痛苦”这个残酷等式，如果不引入第三个条件，即在使别人痛苦或思考痛苦时所产生的快感的话。[38]但这第三个条件，痛苦的外部意义，其根源完全不同于复仇或反动：它反映了一种积极的观点，把用积极的力量训练反动力量视为己任和快乐。正义是训练人的反动力量的遗传活动，使这些力量适于行动，并让人为这种适当性负责。与正义相对立的是愤懑以及败坏的道德得以形成的方式:通过征服反动力量，任何行动的不适当性，对一切能动的东西恨之入骨，以及抵抗和根本的非正义。因此，愤懑绝不是正义的根源，而是“正义的精神所要攻克的最后一个领域。……主动的、进取的、傲慢的人仍然比反动的人离正义近百步[39]。土做恩，理眺量“最由。 本个夏量
游牧艺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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