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此并不是为了建立有关能力的某种学说。我们只想确定其各种要求的性质。在这方面，柏拉图的决定因素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能够使能力发展到各自极限的并不是已经中介过的和与再现有关的外形，而反倒是差异本身自由的未驯服的状态；不是可感事物内部质的对立，而是本身就是差异的一个因素；它既创造了可感事物内部的性质，又创造了感性内部的超验运用。这个因素就是强度，可以解作纯粹的自在的差异，它是经验感性所不可感知的，经验感性只能掌握已经被它促成的性质所掩盖或中介了的强度，同时，掌握只能从相遇即刻理解它的超验感性的角度来感知的东西。此外，当感性把限制转移到想象时，当想象依次被提高到超验运用的层面时，构成幻想的恰恰是幻象，幻象内部的分歧，这种幻想是只能想象的，同时又是经验上不可想象的。至于记忆，构成超验记忆之无法追忆性的不是回忆中的相似性，而是纯粹时间形式的不相似性。最后，不得不去思考只能被思考的东西的恰恰是被这种时间形式所粉碎的一个我；不是相同性，而是超验的“偶然的一点”，在性质上始终是他者，其中，所有本质都被包裹起来，就好比思想的许多差异一样，表示最高级的思想，同时在经验的层面上也表示不可思考的东西或没有思考能力。我们回想起海德格尔深奥的文本，它们表明只要思想继续假定其自身的善的性质和善意，无论是以共识、理性还是普遍天赋的我思的形式，它都不会思考任何事物，而依然是观念的囚徒，在抽象的或然性中僵化…“人能够思考是因为他具有思考的或然性。然而，只这种或然性还不能保证我们思考的能力。”[11]的确，在通往被思的途中，一切都从感性开始。在强度与思想之间，思想始终借助一种强调成分来到我们这里。感性作为源泉的特权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相遇中迫使人们去感觉的东西和只能被感觉的东西证明是同一个事物，而在其他情况下，二者是不同的。实际上，强度中的强调成分或差异既是遭遇的对象，也是相遇时激发感性的对象。我们遇到的不是神:甚至在隐蔽的时候，神也只是识别的形式。我们所遇到的是妖魔，符号的携带者：跳跃、间隙、强调成分和瞬间的力量；以更多的差异掩盖差异的力量。而最重要的是，在感性与想象之间，在想象与记忆之间，在记忆与思想之间—当每一个脱节的能力向另一个能力传达带有自身极限的暴力时，每一次都是差异的自由形式，它唤醒了能力，把它作为那个差异内部的不同能力而唤醒。所以，这是强度中的差异，幻象中的分歧，时间形式中的非相似性，思想中的区别因素。对立、相似性、同一性，甚至类比，都不过是差异的这些表现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屈从于差异、使差异得以再现的条件。没有什么用来验证欲望、爱、善的本性或善意的亲善，能力已经拥有了它们，并趋向于暴力把它们推向的目标；根据这些亲善性，能力将与其构成类比或在内部构成一种同源性。每一个能力，包括思想，都只能不自觉地冒险：不自觉的行动仍然深嵌于经验之中。逻各斯突变成象形符号，每一个讲的都是一个能力的超验语言。甚至起点—即感性与迫使人们感觉的东西的相遇—事先假定了既没有亲和性也没有命中注定。相反，恰恰是相遇的偶然性保证了必须思考的东西的必要性。在相似性与相同性之间，甚或在把对立项统一的东西之间，没有什么友好和睦的关系把感性与感觉物联系起来。邪恶的先驱足能在这种差异之间促成交流，使不同的事物通过差异来交流：邪恶的先驱不是朋友。施莱伯以自己的方式重构了柏拉图的三个时刻，恢复了它们原有的交际暴力：神经和神经的吞并，检验过的灵魂和对灵魂的谋杀，被迫产生的思想和迫使人们去思考。 颖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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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