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思想与个体化发展之间的关联来看这是可能的。这种关联比在“我思”中出现的那种关联要重要得多:它是在一个已经构成了思想主体的感性的强度领域里确立的。因为我和自我也许不过是人作为种的索引而已:人作为种的不同类别。种无疑在人身上达到一个隐含的境界。结果，我的形式可以用作识别和再现的普遍原则，而特别清晰的形式只能通过这个我来识别，种的决定只能是再现因素之一的规则。因此，这个我不是一个种；恰恰相反—由于它隐含地包含着种和类所清晰发展的东西，尤其是这种形式的被再现的生成他们的命运是相同的，Eudoxus和Epistemon。对比之下，个体化发展甚至与决定性种属的持续过程没有什么关系。它不仅在类上不同于种的全部决定，而且，如我们将看到的，它还先于后者并使后者成为可能。它涉及流动的强化成分的场域，这些场域已不再采取我的形式，而采取自我的形式。这种个体化，由于它在所有形式之下运作，因此与它带到表层并拖在后面的纯粹根由是不可分割的。很难描写这个根由，或它所激起的恐惧和吸引力。掀翻这个根由是最危险的职业，但在迟钝的意志麻木的时刻也是最有诱惑力的。因为这个根由与个体一起上升到表面，但又没有呈现任何形式或轮廓。它就在那里，凝视着我们，却又没有眼睛。个体自行与其区别开来，但它却不脱离出来，继续与摆脱它的东西共栖。它是不确定的，但只在继续拥抱决定的意义上才是不确定的，如地面拥抱鞋一样。动物在某种意义上事先就对根由有了戒备，有清晰的形式作保护。但对我和自我来说却不然，我和自我被作用在他们之下的个体化场域所破坏，对上升的根由毫无防范，这个上升的根由把一个扭曲和被扭曲的镜子呈现给他们，所以一切思想形式都于瞬间消解了。愚蠢既不是根由也不是个体，而是一种关系，其中，个体化把根由带到表层，但却没给它任何形式(这个根由是靠我上升的，深深地渗透到思想的或然性之中，构成了每一次识别中的未识别出来的因素)。当一切决定只被一种思想掌握时都是糟糕的残酷的，这个思想发明和思考这些决定，把它们与活的形式分离开来，在这不毛的根由上漂流。在这被动的根由上一切都变成了暴力。在这消化的根由上一切都变成了攻击。愚蠢和恶意的安息日就在这里发生。这也许就是最美丽的人脸上那种忧郁的起源：人脸上特有的对一种丑恶的预感，对逐渐上升的高潮的愚蠢的预感，一种邪恶的畸形，或由癫狂控制的思想。从一种自然哲学的角度看，癫狂正是在个体对这自由的根由进行反思的时候发作的结果，愚蠢中的愚蠢和残忍中的残忍直到它无法承受。“于是，一种可怜的能力便从他们心中浮现，这就是能够看见愚蠢而不再能够容忍愚蠢的能力……”[15]当然，这个最可怜的能力在把哲学作为精神哲学而激活的时候也变成了最好的能力它引导所有其他能力进行超验的实践，在个体、根由和思想之间实现了暴力的调和。这时，个体化的强化因素就自当是客体，构成了超验感性的最高因素、思想感性；在思想内部这个根由从一个能力被带到另一个能力——仍然作为未思和未被思之物，但这个未思已经变成了比较的经验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在分裂的我中，思想终于思考我思了，成为只能被思考的超验因素(“我们还没有思考这个事实”或“什么是愚蠢”)。
德勒兹机器 生产 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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