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哲学家总是活生生地意识到这种必要性。几乎没有人不感到有必要通过对一种相当不同的错误进行判断来丰富错误这个概念。（举几个例子:卢克莱修、斯宾诺莎和18世纪哲学，尤其是封塔纳的哲学所阐述的迷信的观念。显然，迷信的“荒诞性”不可能归结为错误的内核。同样，柏拉图所说的无知和忘却也区别于错误，正如它们不同于天赋和回忆一样。斯多葛哲学的stultitia观念包括疯狂和愚蠢。康德提出的内在幻觉的概念是内在于理性的，从根本上区别于错误的外在机制。黑格尔的异化概念是对真伪关系的深度重构。叔本华提出的庸俗和愚蠢意味着对意志一理解关系的彻底颠倒。)然而，没有使这些丰富的判断得以自行发展的，除了其他原因外，主要是教条形象的持存，此外还有共识、识别和再现等预设。所以，纠正的因素似乎只能是“悔悟”，它没有推翻思想形象的隐含原则，反而使其更加复杂或不便。
愚蠢不是动物性。动物受到特殊的保护，使它不干蠢事。常常有人撰文讨论人的面孔与动物的头之间的形式对应，即人特有的个体差异与动物的特殊差异之间的对应。但这些对应都没有把愚蠢看作人特有的兽性形式。当讽刺诗人逐步描写不同程度的侮辱时，他们并没有就动物形式停笔，而继续描写更深刻的倒退，从食肉动物到食草动物，最后以泄殖腔结束，仿佛它们有共用的豆科植物和消化基地一样。内在的消化过程比外在的攻击或贪婪的运动要深刻得多：蠕动的愚蠢。所以，暴君的头不仅是动物的头，还是梨、卷心菜和土豆形状的。人既不优越于也不外在于他所获益的东西：一个暴君把愚蠢制度化了，但他是第一个为他的制度服务的人，第一个被安置在那个制度里的人。奴隶总是要受另一个奴隶的指挥。这里，错误这个概念怎么能说明愚蠢与残忍、荒唐与恐怖之间加长了众生之路的这种统一呢？胆怯、残忍、卑贱和愚蠢不简单是身体能力或性格特征或社会；它们也是思想的结构。超验的大地景色有了生命：暴君、奴隶和白痴的地方必须在这里找到——没有与占领者相像的地方，没有从经验人物中追溯出来并使经验人物成为可能的超验存在。这始终是我们对思想的预设的信任，这种思想使我们没有把愚蠢当作一个超验问题。于是，愚蠢就不过是一个经验决定，回指心理学或逸事—或更糟—指论战或侮辱—并指尤其残酷的亚文学样式“蠢话录”。但这是谁的错?难道错误不首先在哲学吗?是哲学相信了错误这个概念，尽管这个概念本身是从事实中借来的，而且是相对琐碎和任意的事实。最糟的文学生产蠢话，而最好的文学(福楼拜，波德莱尔，布罗伊)则纠缠愚蠢的问题。通过给这个问题以宇宙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的范畴，这种文学能够把它带到哲学的门口。哲学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以必要的谦虚来处理这个问题，并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愚蠢从来不是别人的愚蠢，而是一个正常的超验问题的对象：愚蠢(而非错误)何以成为可能?
思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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