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命题之间的差异是句型转换的差异。如果可以这样说，“地球上的两足动物就是人吗？”或“动物属于人类吗？”那么结果就是一个命题；但是，如果这样说，“地球上的两足动物是人的定义或不是？”或“动物属于人类或不属于？”结果就是一个问题。其他情况也同样。当然，问题和命题在数量上是相等的；因为如果你变换一下句型，那么每一个命题都可以变成问题曲因。合急创邀高更关时其己赢翔一案个鼎其味
(这个幻觉进入了当代逻辑，其问题的演算被当作了数学之外的现象，这倒是真的，因为它本质上是逻辑的或辩证法的。然而，它仍然是从命题的简单演算中推演出来的，是从命题本身拷贝或追溯出来的。)[20]
在这样的引导下，我们相信问题都是现成的，一经解答或解决就消失了。在这个双重面相之下，它们不再可能是幻象了。在这样的引导下，我们相信思维活动以及与思维活动有关的真与伪都开始于对结论的寻求，它们只关心结论。这个信念也许与教条形象的其他预设相同：不符合环境的、任意立为模式的不成熟的例子。根据这个幼稚的偏见，老师提出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而结果是由一个有影响的权威判断真伪。这也是一种社会偏见，其明显的兴趣是让我们停留在婴儿状态，要求我们解决别处发生的问题，安慰我们或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说我们只要回答就会得胜：作为障碍的问题，赫耳枯勒斯式的答问者。这就是我们在考试或政府复决书以及报纸竞争中看到的那种荒唐的文化形象的起源。（在报纸竞争中，每一个人都要按自己的趣味选择，只不过这个趣味必须与所有人的趣味相投。)成为你自己—可以理解为，这个自己也必须是别人的自己。就好像只要我们不控制问题本身，只要我们不掌握对问题的权利、参与和解决问题的权利，我们就不会继续当奴隶一样。思想的教条形象用心理上不成熟的、社会上反动的例子(识别、错误、简单命题和答案或回应)支撑自身，以便事先判断思想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思考行为的发生和真与伪的意义。因此就可以加上第七条预设:回应和结论的预设，根据这个预设，真与伪只能以结论开始，或只能赋予回应的资格。然而，当用科学检验一个虚假问题时，这个合适的丑闻只能用来提醒一些家庭，问题并不是现成的，而必然是在恰当的象征领域里构成和伪装的；而那个主文本为了撰写出来就必然(容易出错地)要求有一个老师。人们提出进行教育实验，以便让学生，尤其是年轻的学生参与问题的创造、构想和提出。此外，每一个人都以某种方式“认识”到问题是最重要的。然而，事实上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不够，仿佛问题仅仅是临时和偶然的，注定要在知识的构成中消失，其重要性仅仅在于其强加给认识主体的否定的经验条件。相反，这个发现必须提高到超验的层面，不能把问题看作是“给定的”(达达)，而看作拥有自身充足性的理想的“客观性”，并在各自的象征领域中暗示构成和投资的行为。真与伪与问题的解决毫无关系，但与问题有关。一个结论总是根据它所回应的那个问题而具有真实性，而问题则总是拥有与自身的真伪成正比也就是与意义成正比——的结论。有些著名的公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真正了不起的问题只有在解决的时候才提出来”或“人类只给自己提出它能解决的问题”——不是因为实用或思辨的问题仅仅是事先存在的结论的影子，恰恰相反，是因为结论必然来自使问题作为问题而决定的圆满条件，来自为了提出问题而采用的方法和术语。问题或意义既是原始真实的场所，又是一个派生真实的发源。无意义、虚假意义和误解等概念一定与问题本身有关(有些问题通过不确定性而变成虚假的，有些问题是由于太多的决定而变成虚假的，而愚蠢则是造成虚假问题的能力；愚蠢不能够构思、理解或决定问题的提出)。哲学家和专家梦想检验问题的真伪:这是作为高级演算或综合的辩证法的目的。然而，只要没有明确得出超验的结果，而思想的教条形象在理论上仍然持存，那么，这个梦想就不过是一种“悔悟”。
德勒兹机器
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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